虚拟@现实之五岳散人专栏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安排了这么个桥段:韦小宝韦爵爷在率领大军英勇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时候，曾经捉到几个俄罗斯大兵。韦爵爷为了慑服这些蛮邦之人，声明与他们开赌一次，赢了的可以走人，输了就“死蛮基”。第一次，韦爵爷赢了，那兵被砍头。第二次，韦爵爷作弊不成，罗刹兵点子比较大，但这次的规则变了:点子小的赢，那兵又被砍头。第
三次，罗刹兵不肯玩，当然也被砍头。第四次，罗刹兵问:这次的规矩是大的赢还是小的赢？韦爵爷说:不论大小，都是我赢。于是，罗刹兵集体投降。最近有件事让我不由自主想起这个故事。
话说就在这两天，北京市人大法制办受全国人大委托，就行政强制法草案征求各界意见，来自北京一线执法部门的代表和法律界专家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各执一词。这事的缘起很简单，就是行政强制执法的标准到底在哪里，以及到底是应该把执法机构的强制权力强化，还是应该让这个权力受到更多的限制。具体来说，就是城管部门能否“抄摊”、强行进入住宅和限制人身自由能否算做强制执法范围等，琐碎得要命，但又跟每个人的权利息息相关。
至于为什么一线执法部门的代表和法律界专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其实是闭着眼睛都可以想明白的问题。一线执法部门当然希望自己的权力越大越好，从好的方面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需要效率，而权力足够大当然就可以更快地执法，也就能更好地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而专家的意见当然是相反，他们认为强制执法的权力过大，为人民服务固然是心情迫切，但百姓的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当时效率可能足够高，后续的麻烦不但可以抵消前期的效率，更容易造成更大的社会资源消耗。
这是个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主要是看站在哪个角度对政府的行政强制能力进行思考。行政执法部门面对着很多具体的执法困难，恐怕呼叫超人或者蜘蛛侠的心情都会有。如果从每一个具体的行为出发，我们会发现这种征求意见的行为，从宏观层面的思考变成了所有琐碎行为的糨糊。讨论这种问题，要首先确定一个共同的思考基础，否则只能是根据各自屁股位置的不同而发表一堆鸡同鸭讲的高论。
讨论这个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政府行政部门所代表的是国家权力，政府权力的来源是每个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所以，政府反过来执行其公民认可的权力时，最先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更好地维护公民的权利，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执法是否方便。
从任何角度来说，政府的行政部门在面对公民个人的时候，都是占尽了优势。要是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条款上进行讨价还价，就没法不让我等草民想起金庸笔下的韦爵爷。韦爵爷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把规则当做一回事，根据自己的方便可以任意制定规则与手段的标准。对于他来说，达到目的是第一位的。但很遗憾的是，韦爵爷面对的是俄罗斯的俘虏，而我们的一线行政执法人员面对的是具有完全公民权利的国家公民。这里面的差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作者系知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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