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时，电话中大家互贺新年，中部地区一位乡长在电话中大吐苦水，“为应付上级年终检查考核，最近天天违心地陪喝酒，有时一天两次。”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参与的对10个省20个乡镇的一项研究，验证了这位乡长的苦衷。
在调查的乡镇中，乡镇面对的考核指标多而细，各项工作指标无论能否量化均折算为分数，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数字游戏。更重要的是，考核有时候完全取决于与检查考核者的
“关系”。乡镇干部都知道个中玄虚，但不得不认真应付。调查表明，这些乡镇主要领导人一年内参加县（市）召开的会议有60次左右，大约100—150天里有接待活动，向上级报送的汇报材料有70—100种，接受的上级文件总量有300—500种。
许多乡级政府财政举步维艰，社会存在着对基层干部的偏见，置身事外的我们，知道这些方明白，基层政府不仅工资低，还挺累。
是的，应付这些就力不从心了，哪来精力服务三农。
在这种环境中，一些乡镇干部由当初的充满激情而转变为无奈，甚至麻木。精简机构并不是改革的目的，如果基层政府不合时宜的运行机制不改革，仍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中封闭运行，考核乡镇干部，农民的参与和监督缺位，在制度上基层精简还是走不出膨胀—精简—膨胀的“轮回”。
有时候，改革并非缺乏理论的指导，而是需要拿出调整利益结构的勇气。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战略性的真命题，乡长应酬的苦恼只能让我们增强攻坚的决心。
□原正军（北京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