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新学期开学前，不少地方的政府都宣布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有效措施”，说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已经可以和市民子女一样，在公立中小学就近入学，并且不再缴纳借读费、赞助费了。这当然是进城民工的一大福音。然而，当农民工真把子女送到学校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譬如在咱们合肥市，前几年就有了这样的“有效措施”，但去年全市仅有500多位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同样接受义务教育权利”，而在合肥的农民工子女却有1万多人。（9月5日《合肥晚报》）
全市农民工子女有1万多人，为什么只有5%的农民工子女像市民子女一样，接受了义务教育呢？难道95%的农民工子女，都自愿放弃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宁可花高昂的学费或者让自家子女留在家里不上学？当然不是。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农民工子女”的定性上，门槛过高。譬如在合肥，能接受国家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必须具有包括父母在当地经商或务工一年以上的证明（工商营业执照或劳动合同）、暂住证、孩子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适龄儿童计划生育免疫证、转学证等五个证件，谓之“五证齐全”，才能被承认是农民工子女，才能免收学费进入当地学校，只要在“五证”中缺了一证，尽管他们的父母确确实实是农民工，而且确确实实在当地城市里打工已经好几年，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洒过汗甚至流过血，但只要缺了其中的任何一证，学校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承认你是“农民工子女”，就可以剥夺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然而，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农民工子女的法定权利。不能只是5%的点缀，而应当是“一个不能少”的普惠。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不能以限制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为目标，而应当以满足“一个不能少”的普惠为宗旨，譬如农村儿童在出生时，并不能像城市儿童一样定期实现计划免疫，自然拿不出也无法补办“计划生育免疫证”，这本来就是政府对他们的亏欠，如今却成了剥夺他们享受国家义务教育权利的口实，岂不是一条不讲道理的规定！再说要出具“孩子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作为父母的农民工进了城，他们是农民工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即使家里有祖父母可以监护，但孩子要跟随父母，接受父母的监护，也是他们的权利，作为地方政府是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的，因此，提出这样的规定，只能起到限制而不是保护农民工子女法宝权利的作用。
出现这样对“农民工子女”的高门槛，用5%的农民工子女作点缀，把95%的农民工子女排斥在“农民工子女”之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把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当作政府应尽的义务，而是认为这是对农民工子女的“优惠”甚至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恩赐”，有了这样的思想，就怕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占了当地的便宜”，也就必然制定出种种限制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因此，要改变这种只有5%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点缀，而把95%的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的状况，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树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他们的权利、自己的义务”的观念，才能使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从点缀变成普惠，才能让每一个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名正言顺、一个不少地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法定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