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擎
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从2003年开始代养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可是因为资金、注册、国家政策等诸多难题，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负责人潘芏说，目前全国只有6家类似的民间代养组织，所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而2005年的数据统计，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9月14日《新京报》）重刑犯子女受父母违
法犯罪的牵连，成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这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一方面，国家权力部门通过整治违法犯罪维护了社会的良好秩序，保障了社会安全，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了一个沉重的社会难题：这些重型犯的子女将何去何从？
应该说，重刑犯子女的问题是社会文明的副产品，只是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一直以来，我们只是零星地看到有一些警察曾好心地收养过一些孩子，或者看到的是一些社会组织以爱的名义照顾着这些可能迷路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
应该说，毫不相干的人对一个弱者的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可是，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特别是当面对一种社会现象时，把希望寄托在“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上是不现实的。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非政府组织在救助弱势群体，可弱势群体的生存仍然面临重重难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种困境。从本质上讲，这并非因为救助速度赶不上弱势群体的增长速度，而是这个社会还没有建立一种更为完善的活性机制———机械地、分散地、盲目地表达爱，让这种救助变得困难重重。
对弱势群体来说，政府理应是最主要的服务者。虽然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也不可能一出面就摆平事情，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政府可以退居幕后，社会上的好事只能让爱心人士来做。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给钱给物，抚手慰问，最重要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合一切力量，激活救助制度，让政府成为最重要的观察者、最得力的组织者和最有效的配合者。这样，即使政府没有建立几个孤儿院、收养所，弱势群体的生存难题也或可得到有效解决。
拿重型犯子女的救助来说。政府的作为空间并不仅在成立收养他们的机构，而在于当社会爱心资源丰厚之时，它应该广开渠道，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政府不仅可以从政策、资金、技术、人员补给等方面鼓励爱心人士积极地投身这一事业，还可以一定的名誉补偿方式奖励这些人，让表达善意成为一种积极的、可以驱动的、并能维持下去的社会文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