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水无语悼英魂

　　道县寿雁镇豪福村。当年朱德在这里发出了抢渡湘江的命令。

　　道县潇水河“红军渡”。

　　道县濂溪河畔的“红军墙”。

　　蒋国志老人指着墙上的红军标语，讲述红军的故事。

　　■文字：本报记者 蒙志军 沙兆华 通讯员 刘瑛 实习生 白婷婷 ■摄影：本报记者 蒙志军

　　道县，是长征途中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地方。72年前，红军两次在这里抢渡潇水，从而拉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

　　72年后一个初秋的傍晚，我们踏上了这块红色的土地，找寻红军的足迹。

　　当年的硝烟，如今已弥漫成安详的炊烟；当年的战场，如今已成了青青的稻田。70多年的岁月，就这样静静地流淌。那一场战役留给后世的惨烈，或许只剩了人们心头隐隐的伤痛。

　　渡口

　　潇水呈“S”形，从道县县城穿越而过。

　　抢占道州，红军必须先渡潇水。1934年11月18日午夜，西进的红一军团兵临城下。攻城的任务就交给了由耿飚和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红四团立即组织第一营为攻城突击队，四名红军战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泅渡河水。三名战士成功登陆，迅速占领了河西渡口。敌人慑于红军的威势，虚放几枪，逃出县城。三名战士在群众帮助下，迅速架设好了一座4米宽可以通过4路纵队的浮桥，使红军大部队得以顺利渡河，攻占县城。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今天，位于道县县城南门外的那座浮桥依然静静地躺在潇水之上。130多米长的浮桥，几十条铁船一字排开，两条粗铁链稳固地拽着船，承载着南来北往的人群。桥南端有座小木屋，屋里的护桥人说，当年红军渡河时，浮桥全由木船组成，时间长久腐朽了，后来才改换了铁船，船上的木板也更换了多次，但锈迹斑斑的铁链还是过去的。如今，这里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渡”，即将成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现“红军渡”已成为道县一景，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是因为有了6位老乡的帮忙，大雪天里跳入水中架桥开路，红军才得以顺利过河。

　　72年后，当年帮助红军的6位老乡都已不在人世，但其中一位名叫蔡子奎的老乡把这个故事传了下来，他的长孙蔡绍华至今还珍藏着爷爷的回忆录，以及一封耿飚将军写给他爷爷的亲笔信。

　　记者来到蔡绍华家，蔡绍华在他家阁楼上一堆积满灰尘的物什中，翻出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掏出一封信来。信是1991年寄给蔡子奎的，上面盖着“耿办”的印章。在信中，耿飚将军对蔡子奎50多年前的仗义相助表示感谢，并祝愿蔡子奎身体健康。

　　蔡绍华说：“那是1934年11月18日下午，红军来到了与道县县城隔江相望的水南村。守城的国民党保安团为了不让红军过河，把浮桥连接水南村的一段铁链拆除。当时，爷爷在河边上开了个米粉铺，由于国民党欺骗百姓，说红军见人就杀、乱抢东西，所以看到红军，爷爷和几个朋友躲到了南门城楼上。第二天拂晓，城里的保安团弃城而逃，有几位泅水过来的红军在码头上喊话：老乡，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要打倒土豪劣绅、保护人民的，请你们帮忙把浮桥拉到对面去好吗？因为红军在河对岸的村子里住了一晚上，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以爷爷他们觉得红军的话是可信的，便决定帮助红军。”蔡绍华告诉记者，爷爷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瘫痪在床，但依然记得当年的每一个细节。当时，他们喊了另外几个弟兄，拿了晾衣服用的长竹竿，和几名红军一道，有的站在船上撑，有的站在水中推，将断了铁链的浮桥推撑了过去。

　　拴好浮桥后，红军战士把蔡子奎等6人接到住满了红军的村民家。两位首长模样的人过来和他们亲切握手，并亲手端来饭菜。“后来，爷爷才知道，当年为他们端菜送饭的两位首长，一位是耿飚，一位是杨成武。”

　　七十二年弹指一挥间。浮桥往西两百米，已经修起了一座钢筋水泥的公路桥———潇水二桥。桥通了，路通了，来道县投资建厂的人多起来了。今天的道县已经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也是全省的蔬菜第一县。走在县城街上，到处是林立的店铺和往来的人群。当年的纷飞战火，如今早已被繁华祥和所淹没，只有奔流不息的潇水，仍在诉说着当年的悲壮与激烈。

　　英魂

　　潇水河奔流不息，直达湘江。

　　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曾经染红了清澈的河水和两岸的土地，那是1934年的冬季。

　　在与敌人鏖战4天4夜，完成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红五军团第34师已由原来的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随后又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12月1日，红34师的指战员们翻过宝盖山，准备从凤凰嘴渡过湘江。部队到达新圩后，遭到了敌人阻击，师政委程翠林牺牲。12月2日，在炮火的掩护下，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向在湘江边新圩、文市之间的红34师发起了猛攻，阵地上弹片啸叫，血肉横飞，鲜血和泥沙凝固在一起，整个山头都变成了紫褐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率领几百人突围，一路上多次与敌地方民团作战，12月12日，当腹部受伤的他躺在担架上最后一次清点阵地上的人数时，发现只剩下了53名战士。

　　这一天，伤重的陈树湘带领几名战士到道县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隐蔽，不久被敌人发现，不幸被俘。为了保持气节，不受敌人之辱，在被押解回县城的路上，陈树湘趁敌人不备，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先后在道县西门和长沙小吴门外悬挂示众。道县的老百姓无不为陈树湘的英勇所感动，当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将烈士的遗体掩埋于城外的一座小山坡上。

　　当我们费尽周折找到当年的小山坡时，由于城市建设，这里早已变了模样：小山坡被削掉大半，而剩下的另一半成了道县二中的花园。

　　一位红军师长，牺牲得那么惨烈，身后连一点纪念的痕迹都没留下！陈树湘，你在哪里？

　　正当记者寻觅时，道县二中53岁的老校工李冬德告诉我们：这里虽然一直没有立碑，但是当地很多老百姓都知道这里长眠着一位红军师长。每年清明节，都有人到这里来，在花坛边燃起一支香烟，洒上一杯清酒，祭奠这位刚烈的英雄，人民崇尚这样的英雄呀。老校工的话给了记者些许安慰，但心中还是免不了有些遗憾。

　　印迹

　　长征时，为了能让老百姓及时了解红军，每经过一个地方，红军都会书写大量的宣传标语，但在红军走后，这些标语大多被敌人毁坏，部分留存下来的也因年代久远而自然消逝。

　　记者在查阅红军长征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1934年11月25日的《红星报》第三版上刊登的《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的消息，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每天写一个至五个标语。”然而，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一条宣传标语的书写，有时却要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

　　2006年8月23日清晨，道县濂溪河畔，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指着一堵高而宽的红墙，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红军小战士与红军标语的故事：72年前红军经过道县，一位14岁的小红军刚在文庙红墙上写完“工农革命胜利万岁工农革命努力奋斗”的标语，尾追的国民党军队就来了。小战士还没来得及撤走，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坠入河中牺牲。

　　据了解，这条标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1个省中，书写在县城显眼处而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如今，这堵墙已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墙上用白石灰书写的标语经过修复后清晰可见，标语上方还有5个弹孔的痕迹，老百姓称这堵墙叫“红军墙”。在“红军墙”的旁边，是道县政府新修建的敦颐广场，那里是许多人晨练和休闲娱乐的地方。

　　与敦颐广场的热闹相比，距离县城40公里的寿雁镇豪福村却显得有些冷清。1934年11月25日傍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到达豪福村，在这里的一间农家祠堂里，朱德发布了抢渡湘江的命令。我们在村里看到，那间祠堂已经相当陈旧，室内只有两张方桌，几张条凳。很难想象，那场震惊中外的湘江大战的大幕就是从这里拉开的。

　　70岁的蒋国志，小时候经常听老人说起红军。他说，以前村里到处都是标语，他们家对面的墙上就有一条。现在，当年的标语大多数已经在岁月中模糊，但曾经感人的记忆却不会模糊。交谈中，蒋国志告诉我们，听老人们说，当时因为不了解红军，村里的人全躲起来了，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小孩看家。红军来后，不进老百姓的家，晚上就睡在麻石路边；借老百姓的锄头挖战壕，用完后马上就归还；买老百姓的红薯，如果碰到老百姓不在，就把钱放在拔完红薯的坑里……

　　因为省道的改造，豪福村的乡亲们即将搬离故土，不久的将来，当年的那个豪福村将不复存在，而成为永远的记忆。

　　也许，岁月的洪流可以让一个地方沧海桑田，有形的印迹也终会被雨打风吹去，但是，有一种精神和一种不屈的气节，永远都无法磨灭。

　　觉醒

　　蒋元神，59岁，曾在道县党史办工作13年，退休后仍醉心于红军长征史的研究。

　　2006年8月23日下午，他应邀来到我们的住处，为我们讲述起72年前的那段悲壮、惨烈的长征史诗———湘江战役。

　　蒋老说，湘江战役是惨烈的，但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这次战役的结果，让红军官兵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错误，为尔后的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使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打下了基础。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蒋老说，这次战役的惨痛教训还使红军甩掉了包袱，增强了机动能力，为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条件。湘江战役中，红军的许多“坛坛罐罐”丢失了。红军领导也认识到搬家式行军的危害，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得以轻装前进。

　　采访结束时，我们来到潇水河边，用纸折叠成一只小船，让它静静地漂流在江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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