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于都，血色行走从这里出发(组图)

于都县城东门外的红军长征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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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被敌机炸开的树依旧苍翠

长征第一山----云石山

像这样的革命遗迹在于都县城还有很多

　　-编者按

　　72年前的1934年10月10日，残阳如血，秋风瑟瑟。中共中央率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撤离红都瑞金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长征就这样开始了。“屈指行程二万”，两年之后，各路红军到达此次战略大转移的终点陕北。

　　长征之缘起是为突破敌方的围剿和封锁；长征之过程是不断突破敌方之围追堵截的过程；长征之胜利源于不屈不挠的突破；长征之精神就是突破敌人、突破自然、突破自我，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纪念长征的初衷和价值所在。

　　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在这个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刻，本报记者兵分10路，奔赴长征沿途各省，选择长征中有着标志意义的10个地点，在历史和现实重合之处发回现场报道，为读者采撷来那一个个地理坐标鲜活的记录。

　　-本报记者王小波发自于都

　　十月的赣南依旧绿意葱茏，空气中浮动着稻熟的暗香。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到“红都”瑞金，一番指点江山，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而时间回溯到72年前，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从这片他们熟悉的红土地上开拔，走的却是一条勇闯生命极限之路。

　　-挥别云石山

　　瑞金往西20公里，有一座怪石嶙峋、古木参天的小山，山上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工作的旧址。在中央红军长征前3个月，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险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迁到了这里，当时叫云石山。

　　1934年10月10日那一天和往常并没有显著不同。瑞金市田心村8岁的梁文炳还在村子里玩耍，他看见村里的祠堂前有五六匹高头大马，在这座老房子里他曾经见过那个叫朱德的人。在梁文炳的记忆中，朱德的眉毛是红色的，但并不吓人，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和蔼可亲。几年前，梁文炳还没记事时，父亲就参加了红军，转移走了，从此音讯全无。

　　那天红军吃完晚饭后，中革军委的驻地———北面的梅坑中学突然响起了号角声，朱德的部队都往那里集合。田心村的村民们这才知道，部队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

　　梁京春与梁文炳同岁，家住丰垅村，当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在离他家不远的云石山上。几乎同一时间，这支队伍也开走了。梁京春和母亲想见父亲一面，未能如愿，父亲是在之前不久参加红军的，为响应“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号召。没有人知道红军要走多远，几时回来。

　　红军离开，给苏区百姓带来的不仅仅骨肉分离之痛。“红军走后不久，以前被赶走的地主老财随着国民党军回来了，我家分到的田地又被地主收回去，连家里的粮食也全被抢光了。没办法生活，母亲到路上支个小摊维持生计，我就开始四处流浪要饭……”梁文炳回忆说。

　　身为革命烈士后代的丰垅村书记梁北京说，1934年长征之初，这个仅800多人口的村庄有一半以上的人随军长征。红军走后，丰垅村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弱村、寡妇村，而走了的人没有一个再回到家乡。在这个村，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73位。梁京春和母亲盼父亲回家盼了15年，解放后只得到一张烈士证书和60元抚恤金，像其他烈士后代一样，他们细心珍藏着这份革命烈士证书。

　　梅坑中学如今书声朗朗，仍然是一所初中，在这里执教20多年的丁俊老师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梅坑中学复课，在建新校舍时，拆掉了当年的中革军委旧址，现在我们只能从一张悬挂的指示牌上遥想当年这里的风物。

　　-于都河畔的驻留

　　9岁那年的那个重阳节，张丁发是在和母亲一起的找寻中度过的。他们所找寻的，正是已经参军一年的父亲。

　　张丁发住在于都县城东门外的古田村，过去这里叫直行村，他的父亲和3个叔叔参加了红军。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军，战马来回奔跑，传递着种种命令，从这种紧张的空气里，乡亲们读到了红军要远行的信息。

　　当时，张丁发的母亲揣着5双亲手缝制的布鞋，要交到丈夫手中。在这之前，和她丈夫一起参军的人中途回来告诉她，“你丈夫已经牺牲了”，但她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在红军渡河的各个渡口搜索丈夫的身影，一天，两天，三天，一无所获，也没见着一个小叔子，最后她把这些布鞋送给了5个陌生的红军战士。

　　与家属寻亲并没有形成呼应的是，很多红军战士路过家门口也没有进去看看。他们忙着安置伤员、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为长途行军做准备。老红军钟明到现在还后悔当初没有回到离渡口不远的家中看看，15年后，钟明再次回到家乡，发现家里一个亲人都不在了，全被杀害了。

　　红军在于都河畔短暂的休整驻留期间，有一个细节后来被称作奇迹，那就是30万于都人保守红军长征的秘密。事实上，红军的战略转移，普通群众并不知晓，底层的红军干部战士也不知晓。瑞金籍老红军黄家栋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是突围，用不了多久还会打回来。在红军上层，为迷惑敌人，也作了一番部署。在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各机构仍然以原名在正常运作，《红色中华》还在出版，宣传内容仍然是扩大红军、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苏区1.6万人的留守部队还在顽强阻击敌人。于都县委长征报道组的袁飞说，在离于都县城约20公里的井堂村，还组织了大型文艺汇演，唱了三天三夜的戏，项英等苏区领导人出席，借以迷惑敌人。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还讲述了当地群众为帮助红军顺利渡河架桥的感人场景。“过去，于都河沿岸的老房子都没有门，因为老百姓都把门拆下捐献给红军搭建浮桥了。”袁飞说。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的王耀南在回忆录中写道，“老表们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材料是做什么用的，马上抽出来给我们送来。一个赵姓老表，听说要用木料，马上去拆自家南瓜棚，工作组的人说瓜没熟，不能拆，老表二话不说就拆了，还送来一担南瓜汤。一位70多岁的曹老头把棺材板送过来，战士不收，老人就急了……”在于都河60里长的河段，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顺利夜渡。

　　从10月17日开始，红军5个主力军团、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如今在一些电影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红军渡河场面：送别的火把照亮了于都河两岸，歌声回响在于都河上空，“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在东门渡口跨过了于都河。据康克清、伍修权和时任毛泽东警卫的陈昌奉等人的回忆录记载，起初的长征名单中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并不想带上毛泽东，但这并不符合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的意愿，所以当后来人们在队伍中发现毛泽东时，都长吁一口气：“有他在，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欠苏区太多了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这在客家人的生活里是一个分量较重的节日，于都河边的几棵大榕树下摆满了香烛。

　　对这样的场景，生活在共和国摇篮里的苏区人并不陌生。他们因那段峥嵘岁月而彪炳史册，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于都县银坑乡的曾华昌还记得，奶奶钟招子在世时每天晚上都要点亮一盏马灯放在村口，几十年风雨不辍。钟招子老人有10个儿子，8个儿子参加了红军，最后没有一个回来。老人点灯的目的，是要为儿子们照亮回家的道路。

　　在于都县的沙心、宽田、禾丰一带安置了大量红军伤病员。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后，国民党部队卷土重来，实行“山要过火、石要过刀、人要洗脑”的白色恐怖政策，一些收留过红军伤病员的家庭受到血腥报复，仅沙心乡沙堂村一个村庄就有20多户人家遭遇灭门之灾。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老区人民的付出又何止这些？于都县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统计，当时于都有四分之一的人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有1万多人，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6200多人。长征出发前的两次突击扩红中，1万多名于都人参军。于都人省吃俭用支援红军，红军在于都集结期间带走的粮食，相当于当时30万于都人3年的口粮。主力红军出发后，在于都县内安置了6000余名伤病员，大量民工随军出征，许多人牺牲在途中，至今连名字都无法知道。

　　当时仅有24万人口的红都瑞金，11.3万人参加了红军，参加长征的就有3.5万人，占了中央红军总数的近一半。

　　毛泽东后来说过：“苏区人民太好了，我们欠苏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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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背上的共和国

　　红军的这次“急行军”对苏区的许多百姓来说显得过于突然，很多红军战士也不知此行目的，后来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次战略转移是一次仓促行动。“事实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是经过长期酝酿，有着充分准备的。”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陈上海告诉记者。

　　自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中央政府几经搬迁。离瑞金县城不远的叶坪和沙洲坝两处革命遗址群一直在默默地述说着这段历史。一苏大之后，叶坪成为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当地人称这处遗址和如今的天安门城楼惊人地相似，包括阅兵台以及正对的纪念碑等。不过，这里最显赫的还是中央政府所在的谢家祠堂，不大的厅堂里被分成小阁，各个部门就在这一个个小阁里办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陈上海介绍，1933年，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到瑞金，9月初报请共产国际派李德为军事顾问来到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广昌失守后，苏区北大门洞开，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已经无望。1934年5月，博古、李德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报告，希望允许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6月，共产国际批复了电报，原则同意中央红军做战略转移准备，但同时要求红军尽力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1934年7月，寻淮洲、方志敏率红七军团作为先遣队北上抗日，8月，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部会合。西征成功后，“最高三人团”最初是想让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根据地。但这时国民党已经洞悉了红军的目的，在兴国一带安排重兵把守。

　　“围剿”红军的南线总指挥广东军阀陈济棠素与蒋介石不和，曾3次通电反蒋。陈担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广东，又不愿意与红军厮杀消耗实力，主动与红军媾和。朱德、周恩来等审时度势，派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达成了“借道”的秘密协定。这时红军选择于都和会昌作为集结地点不失为明智之举。1934年9月29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已经暗示了红军即将开始战略转移。只是这种战略转移的准备发生在中央高层。9月30日，共产国际最终同意中央红军与红六方面军会合。

　　1934年9月28日，红九军团从闽西战场上撤下集结休整，将防务移交给地方部队，后向会昌第二次集结，10月8日路过瑞金武阳桥，武阳桥从此有了“长征第一桥”的称谓。此后，红三、红一、红五军团相继撤离战场，于10月16日到于都河沿岸做最后一次集结。只是这时候还没有“长征”的称谓，红军战士们也没有预想到后来走得那样远。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撤离红都瑞金等地。工厂设备、发电机、印钞机……好像是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搬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记者手记

　　红军好像并没有走远

　　红军长征前夕，住在于都县城何屋的毛泽东交给警卫员吴洁清一封重要信件，要求他和班长胡昌保立即将信件送往瑞金云石山博古处。从于都到瑞金有180多里路，吴、胡二人花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的时间赶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驻地。

　　如果吴洁清还在世，应当惊叹于今天红都交通条件的便捷了———从于都到瑞金，323国道上车水马龙，连接赣闽的重要陆路通道———赣龙铁路也已沿着红军出瑞金的路线开通。

　　在于都县城西门的当年红军长征渡口，一桥飞架，名为“长征大桥”，当年的浮桥、摆渡的景象，只能从电影的意象中寻觅了。在于都河上，还有“红军大桥”等数座大桥连接两岸。交通的便捷只是红都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表象，近几年，于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北京工作了10多年的于都人刘冠群说，于都的变化都让他快认不出这个县城了。

　　走进与于都毗邻的红都瑞金市，这座城市几乎全境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江西省红色旅游博览会将于本月16日举行，主会场就设在瑞金。拥有得天独厚红色旅游资源的瑞金显然已不满足于红都之称，在一些广告牌上，瑞金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要成为江西的温州。

　　如果把这两地放在举国经济发展很热的大背景下，作为革命老区，要加快发展的冲动也不足为奇。而两地红色的烙印依旧鲜明，大道、广场、宾馆、学校、店铺、工厂，很多都以一个红色的名字来展开，于都县最大的两座大桥分别命名为“长征大桥”和“红军大桥”，而以“红都”和“长征”来命名的经营场所在两地更是不可胜数。红色早已浸在了这两座城市的骨髓里。

　　“我县境内散落的红军遗迹太多，这么多文物要保护起来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都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使是这样，该县还是斥巨资在县城东门外建立了一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下一步我们打算对这个景点进一步挖掘内涵，搞一些体验式的旅游，比如让游客体验红军夜渡于都河等。”一个投资巨大的长征主题雕塑公园也已被于都县列入工作日程。

　　沙洲坝、叶坪、云石山……相比之下，瑞金的红色景点更成规模，更易吸引到游客，就连那口红井如今也被一家水厂包装开发。

　　红都人正以红色为壳，走向富裕。云石山丰垅村过去因为青壮年都参加红军，一度成为赤贫的村庄，而当地人告诉记者，这个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富村。这里的新农村建设正搞得热火朝天。丰垅村村支书梁北京说，这几年生活水平比过去有较大提高，但主要是靠山吃山，搞建材，每年这一项丰垅村就要创造近百万税收，如今村民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还说不上富裕。72年前，村里主要劳力因为革命理想远走他乡，而留下老弱病残，现在村里一半以上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老弱，还是因为不够富裕。

　　红军长征第一桥———武阳桥一带现在是瑞金有名的脐橙之乡。武阳村的民风朴实依旧，见到外地来的客人，便纷纷拿出自酿的米酒来招待。村支书邹光荣说，种上脐橙之后，村民们的生活是一天天变好，但去年人均收入才1400元，和外面比还是很穷啊。村民们带着记者四处寻访红军留下的遗迹，一处老宅上斑驳的红军标语引起了记者注意，村民们说标语的内容是：“不准践踏庄稼！”这让记者十分震撼，一支行进在战略退却中的队伍还能坚守理想、信念，不损百姓财物，这样的队伍怎能不胜？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四处留下了红色印迹，从这些印迹上来看，好像这支队伍从没有远行。红军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参天古树下的遗迹，更令人追思的在于一种信念。

　　◎长征资料

　　红军突围转移时，没有“长征”一说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但是当年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时，并不叫‘长征’。”中央苏区党史专家凌步机说，确实有不少人对72年前开始的长征，这一并不复杂的历史产生“意外”之感。

　　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在今年1月出版的《长征行》一书中写道：红军长征的决定及其走向是个动态过程。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最初并没有打算走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最初并没有“长征”这一提法，叫得多的是“转移”。

　　据凌步机介绍，1934年5月下旬，中央苏区南北大门洞开，红军在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要求红军在强敌面前“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到外线去作战”。

　　据党史学家考证，最早把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称为“长征”的，是红军1935年5月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陕北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再一次提到了“长征”一词。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从此，“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词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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