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四周年

　　

　　战争不仅令伊拉克千疮百孔，更在当地人心中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法新社

　　 四年前的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毫无悬念地爆发；四年后的今天，美国依然在向伊拉克增兵。

　　底格里斯河畔的喧嚣、躁动和烽火，离中国人其实并不遥远。四年来，临危受命的中国驻伊外交官、在枪林弹雨里穿梭的中国记者、远赴巴格达打拼的中国商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光记忆

　　中国大使——见证伊拉克乱局

　　 从正式复馆至今的不到3年时间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已经换了三任，然而大使馆仍在酒店里“寄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伟、闫珺岩、晓德发自巴格达、北京 位于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畔的曼苏尔酒店早在4年前即已失去了“五星级”的辉煌。信步走进其中的一层，如果不是有数名荷枪实弹的中国武警站在楼层门口，一般人很难发现这层建筑的特别之处。

　　从2004年7月正式复馆至今，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已经“寄居”在这座酒店近3年之久。“当时没想到会住这么久，”2007年3月17日，如今已是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孙必干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安全形势依然成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去修缮或重建使馆。”

　　孙必干临危受命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正式打响，中国驻伊使馆在此前奉命撤离。3个多月后，战事稍有平息，中国外交部即成立伊拉克工作小组，已退休在家的孙必干“应召出征”，担任小组负责人。

　　“既然已经决定了，我当然义不容辞。”4年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必干提到最多的仍是“责任”。

　　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原馆舍是一栋单独的楼房，伊战开始后，遭遇了严重的抢劫、盗窃等破坏。“好端端的使馆被破坏成这个样子，我当时非常难受。”1994年到1998年，孙必干曾经作为大使在那里工作了4年，及至2003年7月，孙大使带着另外三名工作小组成员重回故地，看到的却是“一片瓦砾”和空荡荡的大楼外壳。

　　与使馆建筑面目全非相比，先前驻伊时积累的人脉关系瘫痪更让孙必干头疼，“我原来认识的那些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打死，要么就是逃跑了。”但复馆的重要工作就是与当地新政府（临管会）接触，沟通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在此背景下，只能迎难而上，凡是能接触到的官员都要挨个联系。

　　“中伊传统友谊深入人心，所以还是能够达到相互理解的。”孙必干说。

　　历任大使经年感受乱局

　　就在1个月前，这座建筑刚刚迎来了中国使馆复馆后的第三任大使——外交部亚非司前任副司长、外表儒雅的陈晓东。

　　“在与伊拉克官员的接触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情谊。”2月10日到伊拉克后，陈晓东即先后拜会了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总理马利基等数名官员。在陈大使的印象中，不少伊拉克官员对中国都相当了解，言谈间常常流露出对中国的羡慕和对伊拉克乱局的悲哀之情。

　　事实上，混乱和不安已经成了巴格达的特殊“表情”，而这种“表情”，四年来几乎从未改变。中国的外交官们，就是在风雨中感受着混沌局势的变迁。

　　高层批示使馆首配武警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配备武警24小时贴身保护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画面，而为驻外使馆配备武警，在中国还是头一遭。

　　2003年7月，工作小组从伊拉克先期考察回来汇报后，有关方面即已有了这个决定。“最高领导对此作了批示。”孙必干大使回忆说，虽然美国方面5月1日宣布对伊拉克大规模战争结束，但事实上各种暴力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所以，2004年2月复馆小组到伊拉克时，除了7名工作人员外，还有6名武警跟随。

　　今天的使馆，武警已经换了几批，但危险依然无处不在。虽然刚来伊拉克一个多月，陈晓东大使却已有了不寻常的经历。3月10日，陈大使应伊拉克外交部之邀参加伊安全问题国际会议，会议期间，突然一枚迫击炮打到外交部大楼附近，会议室的玻璃被震裂，“原本热闹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解救中国工人惊心动魄

　　除了本身的安全外，使馆也时刻牵挂着在伊拉克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侨民的安全问题。伊战以来，虽然在伊拉克的中国人不多，但一旦出问题，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孙必干和后来的杨洪林大使任内发生的两起挟持中国工人事件即是明证。

　　“当时我们的一位雇员晚上9点左右看电视，当看到新闻中说有7个中国人被绑架，就立即打电话给我们。”2004年4月11日，7名中国公民被扣押，在与约旦使馆确认这7人的中国公民身份后，孙必干一边向国内汇报，一边开始了全方位的救援行动。从当时的内政部部长到民间的长老会，“能想到的全找了”，甚至他还到半岛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谈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家属盼望尽快释放的心情。奇迹就在他和复馆小组成员的努力下成为现实，仅仅过了25小时，7名中国工人就全部被安全释放。

　　另一次危机发生在2005年1月18日，8名中国公民在离开伊拉克前往约旦途中遭挟持。“得到消息后，使馆在第一时间做了3件事。”时任大使杨洪林后来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立即启动使馆的应急机制；尽快核实8个人的身份；组成营救班子，全体馆员都投入到营救工作中。”

　　尽管两次事件都以解救成功而结束，但伊拉克的安全形势由此仍可见一斑。

　　驻伊人员一年一换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从2004年7月9日复馆至今，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已经换了三任，分别是杨洪林（2004.10～2005.10）、李华新（2005.11～2007.2）和现任大使陈晓东。

　　“当时有个规定，根据伊拉克的特殊形势考虑，从大使到普通工作人员，包括武警，基本上都是一年轮换一次。”孙必干大使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谈起现在的工作情况，刚刚到任的陈晓东大使则向本报指出，虽然承受着工作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但全体馆员和武警战士精神面貌都很好，使馆上下非常和谐。

　　“有这么一支好的队伍，有国内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战地中的中国大使馆会依然屹立。”陈晓东说。

　　中国商人——悲喜剧在这里浓缩

　　 陈宪忠的故事，折射了在变乱纷呈的伊拉克艰难闯荡的中国商人的经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骥志发自北京 第一次见到陈宪忠是在2003年秋天。他一身灰色西服，踌躇满志。我对他当时的神态印象很深，因为那时给他拍的照片此后一直留在我的电脑里。每当想回忆那段日子时，打开“伊拉克/中国商人”文件夹，第一张就是他。

　　他不是我最早认识的在战后闯荡伊拉克的中国商人，却是我了解到的故事最多的一个。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发生在那里的各类悲喜剧，几乎都能在他身上找到缩影。

　　餐馆只红火几个月

　　2003年底，美军占领巴格达已8个多月。在市中心，随时都能看到美国大兵走下巡逻车买烟酒和电器的场景。人人都在憧憬着这种占领局面能够尽快结束，美军“完成任务”后赶紧撤离，让伊拉克恢复自治和正常秩序。

　　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伊拉克工作多年的陈宪忠开始琢磨怎样充分利用即将到来的巨大商机。他很快就开始了大胆的投入。第一个动作就是在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德国使馆附近，开了一家中餐厅。门面用灰色的砖砌成长城垛口样式，门廊内悬挂起红色的大灯笼，门外灯箱上用汉语、英语、阿拉伯语三种文字标明餐厅的名字——“宴龙湾”。

　　宴龙湾很快成了外国人聚集的场所，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成了这里的常客。一些中国朋友也时常去给他捧场。

　　但是，随着2004年初伊拉克出现绑架风潮，敢大摇大摆前来吃饭的外国人渐渐少了，红火了几个月的宴龙湾门庭趋向冷落。

　　于是陈宪忠增加了送餐上门的服务，这样，外国记者、商人在星级酒店的房间里就能享受到正宗的中餐。但是不久后，在巴格达行路越来越艰难，路边炸弹遍地开花，陈宪忠的外卖业务也开展不下去了。留在我们办公室的一份印刷还算精美的点菜单，后来再也没派上用场。

　　险遭暗算

　　陈宪忠操一口地道的伊拉克口音，在当地人脉颇广。凭借这些优势，他敢做一般中国商人不敢做的事。比如只身一人到外地考察项目，在其他商人都尽量不露富的情况下，他把餐厅、商城、商贸中心都招摇地开在了繁华市区。

　　但他也为这种勇气付出了代价。2005年春天，在一次购物后准备开车离开市场时，他被一伙持枪歹徒生拉硬扯地拽走。眼看就要被拖上一辆皮卡，他本能地用手撑住车门作最后的挣扎。正是这一瞬间的反抗意识救了他的命。一位住在市场附近的熟人发现了险情，用自家的步枪朝歹徒射击，击中了车内的人。歹徒慌忙逃走，把浑身是伤的陈宪忠扔在了原地。

　　几天后，在刚开业的商贸中心办公室里，头和胳膊都缠着绷带的陈宪忠向我讲述了这一切。虽然当地警方查出了凶手，暂时平息了事件，但这位中国壮汉不久还是回国休养了很长时间。

　　何日梦想成真

　　陈宪忠目睹过哄抢、枪袭、爆炸、绑架，但是他希望在伊拉克有所作为的志向似乎一直没变。

　　随着华为、中兴等一批中资公司逐渐在伊拉克恢复和重新展开业务，陈宪忠断定大批中国商人赴伊考察的日子迟早要来临。为此，他就在自己的中国商城旁边盘下了一栋三层小楼，希望为赴伊的中国商人提供食宿。

　　然而伊拉克的局势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到伊拉克的中国人并没有预想的多，陈宪忠的算盘恐怕要暂时落空了。

　　2005年春天，我休假后重返巴格达时见过陈宪忠一面。正值壮年的他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许多。如今又过去了将近两年，伊拉克局势更加危险和混乱，不知陈宪忠现在仍在苦苦支撑，还是已经回国发展？再次浏览照片，餐厅开业时他的微笑显得那样遥不可及。（作者曾于2003年7月至2005年5月任本报驻巴格达记者）

　　中国记者——面对血腥继续前行

　　

　　2006年夏天，闫珺岩在采访美军。

　　 几乎每一个在枪林弹雨的伊拉克有过驻站经验的记者，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亢奋－紧张－麻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昨夜的巴格达，防空的炮火取代了天上的星星，连续不断巨大的爆炸声也夺走了孩子的甜梦。这是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害得我不得不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钟。”四年前的3月23日，本报在巴格达的报道员贾迈勒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文章的标题是《今夜，巴格达无人入睡》。

　　如今，四年过去了。贾迈勒和本报驻巴格达的记者们在夜晚仍然很难入睡，白天，他们也难得安宁。“如果出行的话，属于赌博似的。要在外面散步都有可能被流弹击中。一般不轻易出动。”本报现驻巴格达记者闫珺岩说，跟四年前相比，局势反而更加恶化了。

　　“曾经，死一个美国人都是大新闻”

　　“当时反而不觉得危险。”2002年就驻扎在巴格达的梁有昶说。战争爆发前3天，他和同事撤出巴格达到达约旦，2003年4月底，他重返巴格达。“萨达姆像被推到的时候，老百姓又唱又跳的，旁边就有美军站着，很多人拍照留念。”

　　“他们当时都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梁有昶回忆说：“当初逊尼派的和什叶派还能组织家庭，他们还聚居在一起。我当时问他们，孩子属于哪个派，他们说，到时候让他们自己选择。”

　　如今，这样两派和睦相处的场面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两大教派之间无休止的冲突。“现在死的最多的不是美军，还是伊拉克人，教派冲突。2005年5月份，我回国的时候，扎卡维还在那煽动。”2003年7月来到巴格达的李骥志回忆道。

　　当时，“死一个美国兵都是大新闻。”李骥志说，有一天，他正好在做饭，同事对他说，又一个美国兵被炸死了，“我就撂下刀，跑到楼上看电视。然后打电话联系，发英文稿，开始忙。”

　　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死十几个人都成了‘家常便饭’，都变成‘小消息’了。”李骥志说。

　　精心策划外出采访

　　2006年是伊拉克战争四年来最热闹的一年，也是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年。“从清真寺被炸以后，一直处于恶化的状态，暴力袭击很多，美军和伊拉克政府绞死萨达姆，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由于不确定的爆炸袭击不断，安全系数降低，外出采访也就不可能像当初那么频繁。“一个月顶多出去三四次。”闫珺岩说，但是只要一出去就提心吊胆。“我们没有防弹车，拿着书包就出去了。只能‘赌’了。”

　　几乎，每一次外出采访，都要经过精心的策划。“穿着防弹衣出去，带着钢盔，目标反而更大。除非有一些重要的新闻，比如萨达姆审判。”闫珺岩说。

　　尽管十分危险，但是长时间坐办公室的话就很难写出好的新闻。“权衡一下风险之后一般还是会外出采访的。”2004年9月来到巴格达的蒋晓峰说。

　　从亢奋、紧张到麻木

　　几乎每一个在伊拉克有过驻站经验的记者，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亢奋－紧张－麻木。

　　“一开始真是在战地工作生活的状态，到后来感觉就有些麻木了，思想上有点习惯了。但是也不可能彻底地放松，弦还得蹦上。”蒋晓峰说。

　　闫珺岩也深有同感。“去之前，连最坏的打算都作了。”他记得，到巴格达的第一天就听到枪声。“就在我身边，几个报道员还有我躲在墙角落里。因为在国内没听见过枪声，初听以为是鞭炮声，但是伊拉克并没有鞭炮。”

　　约旦驻伊拉克大使馆被炸的时候，李骥志也去了现场，那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死人，“比电视上看到的要血腥很多，人被毁坏了就好像一个物品被毁坏一样。”但是，“后来就尽力使自己麻木。”恐惧之下是写不出任何稿件的，惟有冷静下来才能去想一想事情的经过、袭击的原因，才能去记录。

　　听音乐都是一种奢侈

　　在伊拉克，电力供应得不到保证，水和食品都是个问题。“这种长期战乱的地方没有污染是不可能的，鱼和蔬菜都不会太卫生，有好多人吃了有反应。”闫珺岩说。

　　蒋晓峰说，在巴格达，除了要应付繁忙的工作，连听音乐都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李骥志记得，有一天晚上整好我是写完大稿子。写完了之后就听了听MP3，那是在去伊拉克之前存在电脑里的阿杜的歌，“当时特别流行，音乐一起，感觉整个人都震撼了一下，原来生活还能这么美好。”

　　再过几个月，闫珺岩就要回国了，对于伊拉克的未来，他仍然看不到希望。“有过相对的平静，但是很多次是平静之后有反弹。像顽症，没法解决。”

　　不过，回想这段特殊的经历，他还是说，“没有比这新闻资源更多，记者的成就感就在这。当初来也是为这个。”

　　已经回到国内的李骥志也时常回想起在巴格达的岁月：“发达的城市，美丽的国家有机会总会去。但是这么危险的地方，战乱的地方，一辈子也就一次。”

　　伊拉克人——破碎的家国梦

　　

　　贾迈勒，国际先驱导报驻巴格达报道员。

　　 “在外军占领初期，我还希望生活能更好些，但现在我确信，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并不是为我们好而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贾迈勒发自巴格达 我所住街区的人们经常拿这个故事比喻伊拉克的情况：一名男子养了头熊，有一天，一只苍蝇落在主人的鼻子上，熊跑来赶苍蝇，拿着块大石头，砸向主人的鼻子，把主人的脸和鼻子砸开了花。一些人说，他们感谢“美国熊”，他们以拯救我们于专治者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为由解放了伊拉克。

　　是的，经过四年的战争，我们却如同生活在越来越不安全的真空里——武装组织和犯罪分子在这个国家日益猖獗。

　　昔日曾有梦

　　我家里的每个人，包括孩子，都害怕在巴格达大街上会遭遇不幸，因为路边炸弹、汽车炸弹、火并随时可能爆发。在过去的四年里，多数遇害者就是这样遭逢不测的。

　　因此，我们尽可能只是在住区附近活动，以减少遇袭的可能性。我还避免穿过一些教派设置的堡垒，因为武装分子设置了假检查站，无辜的路人与他们已不再有道理可讲。

　　我还清楚地记得，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就开始出现暴力事件。虽然一开始我就反感让外国部队进驻我们的国家，但在外军占领成为现实后，我还是希望生活的地方能更好些——尽管心存疑虑，但仍抱着一丝希望。

　　但后来发生的全是混乱，美国人半开大门，由着掠夺者为所欲为，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现在我确信，我的担心没错，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并不是为我们好而来。

　　现在，在伊拉克人的生活中，人权遭侵犯，大批平民遭受粗暴对待。而这些通常是美国部队与伊拉克内政部和国防部的部队联手所为。

　　“汽车爆炸”成了孩子们的新游戏

　　战争爆发时，我的大儿子阿什拉芙12岁，小儿子阿希尔11岁，女儿拉尼耶9岁，他们当时所在学校的学习环境都比现在好，安全形势相对稳定。但现在学校安全已成问题，不少教师离开学校，因为他们大多收到来自武装组织的恐吓。

　　阿什拉芙现在上的那所初中，有几位老师受到恐吓后就逃走了，只剩下4位老师。阿希尔上小学五年级，也总是换老师，因为教派原因几位老师都搬家了。

　　暴力事件对孩子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遇到一伙驱车枪手，他们朝离我们只有几米远的一个平民头部扫射，三个孩子全吓坏了。当时，我正带着家人去市场买东西。

　　武装分子经常袭击我们的街区或附近街区。看到我拿起武器同邻居一道保卫街区时，孩子们非常害怕。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都变了，他们买来小汽车模型，把烟火放进去然后把小车炸了，就像他们过去几乎每天都看到的汽车爆炸那样。

　　我们一家不可能去走亲戚、上餐馆吃饭、看电影，甚至不可能像往常那样在底格里斯河畔平和地散步。孩子们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自行车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土。

　　伊拉克人很后悔

　　在我看来，伊拉克基本上是个失败的国家，政府软弱无力，非常不受百姓欢迎。这是一个伊拉克人民后悔选出的政府，在人民面前他们信誉扫地。

　　尽管美国人说这个政府是民选的合法政府，得到伊拉克人的支持，可一个重要问题是：情况若果真如此，那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占领军来支持自己呢？很简单，这个政府需要用智慧在处理国家困难方面担负起责任。伊拉克的问题需要实实在在、有效的全国和解。

　　战争爆发四年后，数十万伊拉克人被杀害或绑架，上百万人在国内外流离失所，有些人渴望天气寒冷时能有条毯子，甚至渴望有一把面粉，好给孩子烤点面包。我看到美国也有些人在问：这场战争值得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吗？

　　我要反问他们：你们能给我苦难的人民另指明路吗？你们将房子洗劫一空、毁坏了整个城市、杀害平民、完全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你们毁了我们的生活！（作者系新华社巴格达分社报道员，伊拉克人，曾经第一个向世界发出伊拉克战争打响消息）（沈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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