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八十年代》：朱伟的凤凰牌自行车从未停歇|余华|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原标题：《重读八十年代》：朱伟的凤凰牌自行车从未停歇

参考消息网7月4日报道期望已久的《重读八十年代》终于出版了，作家余华赞赏该书作者朱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心目中的伟大编辑之一，在那个时代他对小说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部又一部当时离经叛道现在已成典范的小说。”

余华说朱伟

朱伟在《人民文学》的时候，其视野从不局限于《人民文学》，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我还在海盐县文化馆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人民文学》的信，是朱伟写来的，他不是来向我约稿，而是赞扬了我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两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从此以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的友谊不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友谊，是朋友间互相理解互相欣赏的友谊，朱伟不会向我约稿，当我向他投稿时他也不会拒绝，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的关系。后来他离开了《人民文学》，创办《爱乐》，《爱乐》成功以后他又离开了，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他从《三联生活周刊》退休后，开始断断续续写下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他还会继续写，还会有下一部。

朱伟在他的书中提到了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去找钱刚，去找李零，去找陈平原，去找了很多他没有在书中提及的朋友。这辆自行车对于我也有着难忘的记忆，因为我骑过一次又一次。

从1988年秋天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一直到1991年初毕业，朱伟在白家庄的家是我每周都要去的地方，我们坐在沙发里谈文学看电影，电影是录像带，画面经常会闪现出一道道划痕，在这些有划痕的电影里，我们看了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还有不少名字）他们的作品。录像带都是朱伟去弄来的，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宿舍里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去接电话时，经常是朱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好片子。”我吃过晚饭以后，满怀欣喜坐上公交车去朱伟家，看完片子还要讨论或者争论，当我准备回去时发现太晚了，没有公交车了，我就骑着朱伟这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回到鲁迅文学院。

这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在90年代初被偷走了，朱伟对于小说的敏感在经历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之后不仅没有被偷走，反而变得宽广了。《重读八十年代》是从凤凰牌自行车开始，这是没有结束的开始，我熟悉的朱伟仍然骑着这辆绿色自行车，在满街的共享单车里特立独行一路向前。

朱伟说余华

我通过《十八岁出门远行》认识的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林斤澜与李陀接手《北京文学》后，1987年第一期的小说头条。

这个不到六千字篇幅短篇的结构极其巧妙：我在山区公路上走了整一天，到黄昏时想起了旅店，找旅店时见到了汽车。搭车是一个转折，没想到车又坏了，坏到没法再修。这时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坡上下来，抢车上所载苹果，我在阻拦中被打。然后，更多抢劫者涌来，搬空了苹果，开始拆卸汽车，我发现司机也是同伙，他跳上拖拉机，抢走了我的背包。于是，天黑了，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结尾是，我躺在汽车里，见到父亲正在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父亲说，“你十八岁了，该去认识外面的世界了”，“他拍了一下我脑后，我就欢快冲出了家门。”叙述已经非常老练。它不写承上启下的故事，只写悬念与悬念的意味——从旅店到汽车到司机到抢劫，最后躺在汽车里，“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又出乎意外，用结尾联结了开头。

这个短篇已经显示出余华出类拔萃的两个特点：睿智的构思能力与对精妙叙述的迷恋。构思决定框架，而叙述乃建筑美学。小说一开头，他就写“我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推进极快，“黄昏的头发”是影子，他迷恋这样的句子。他写那个修车的司机撅起的屁股上有晚霞，轻易就摆脱了叙述的陈腐。

如果对比三年前，1984年，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一期上头条的《星星》，就能意识到余华经历过怎样的脱胎换骨。《星星》是他第一篇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小说，写一个智力超过他年龄的孩子（我以为，性格原型就应该是他自己），迷上小提琴后得罪了左邻右舍，也招惹了孩子们。最后，父母决定把小提琴卖掉，于是孩子忧伤极了。

余华因为这篇《星星》，进了海盐县文化馆，之前他中学毕业后，在一个乡镇卫生所当牙医。他认识我后告诉我，他最初的创作是由崇拜川端康成始——因为读到《伊豆的歌女》，使他有了最早的创作欲，他从川端康成小说中读到敏锐的多愁善感。他后来对川端康成的概括是，“川端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他说，改变是1986年春，一本《卡夫卡小说选》。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当时只剩下一本，朋友先买了。随后，回到这朋友家中，他许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换下了这本卡夫卡，读到《乡村医生》后，如醍醐灌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他说，是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想象力，教会他要用异常锋利的思维，轻而易举，就直抵人类的痛处。

亲密无间的交往史

1987年余华像是迅捷完成了一个三级跳，一下子就成为莫言、马原之后，新生代作家中最耀亮的一位。他先在《北京文学》又发表了一个篇幅不到四千字的短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写一个陌生人上门，莫名其妙地拉“我”去看望一个将死的，其实并不相识的朋友。这个荒谬的中午，“我”被拉到一个死人身边，作为“朋友”，认了一个悲伤的母亲。这个荒诞结构，是他在《十八岁出门远行》成功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与人关系的结果。

这年年底，他又在《收获》上发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跳出惊恐开始写残酷。从这个中篇起，余华找到了他独特的落点：以优雅的语言写残酷。这篇小说里，他写太阳，已经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鲜血”；写火焰，已经是“一堆鲜血在熊熊燃烧，噼噼啪啪四溅的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像火星一样灼烫。”

余华的写作方式与苏童是截然不同的，余华迷恋这种锋刃割裂皮肉中的张力。

我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哪年初见余华了，向他求证，他说是1988年9月，他进鲁迅文学院后，之前与我通过信、通过电话。通信与电话我是记得的，我记得他得意地笑着的声音：“我知道，《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朱伟就会来找我了。”

1988年9月，余华就离开了海盐，进鲁迅文学院读书了。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这是鲁院第一次培养文学硕士，当时的说法是，为了“青年作家的学者化。”

一个文学青年，因为一个短篇、两个中篇小说，就读上了研究生，这也只有八十年代，才可能成为的现实。

还记得第一次去鲁院找余华的情景。他和莫言住一个房间，莫言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到这里来读硕士的。

刚到鲁院时，余华还带着海盐的习气：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耸着肩，叉着腿，头发中分，说话声响亮。他带我去食堂，就算是请了饭。

鲁迅文学院期间，余华就成了我家常客。那时我家有一个录像机，找录像带一起看电影，就成了一项大家欣欣然的活动。第一批录像带是吕梁从他秦皇岛的家里拿来的，我记得有斯科塞斯的《出租汽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8 1/2》、《放大》、雷乃的《去年在马里安巴》，都是他自己翻录的。

那段时间余华和格非经常在我家相聚，聊天南地北。记忆中最难忘是1990年夏天，余华格非一起在我家看世界杯。那个决赛之夜，我们准备了啤酒与各种吃食，余华坚挺马拉多纳，我则赌德国队，格非态度游移。那是贝肯鲍尔主帅的德国队，他站在球场边，就似乎拥有着无限力量。那晚其实卡吉尼亚停赛了，马拉多纳被布赫瓦尔德钳住，跌跌撞撞只有一脚射门，但余华就是喋喋不休说，德国是一驾陈腐的马车。既然打赌，就会时时觉得险象横生，呼吸急促。

胜负似乎是在快终场前奠定的，沃勒尔冲入禁区被绊倒，布雷默罚的点球。我还记得余华当时气急败坏的样子，随后便自嘲“阿根廷虽败犹荣，阿根廷虽败犹荣！”此时天色已大亮，大家伸着懒腰，方觉到在地毯上坐得腰酸背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