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傅青主，在历史上是一代名士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解玺璋 著 天地出版社

　　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鼎革之际无异于一道急湾，于此碰撞而出的飞流或浪花，格外炫人眼目。本书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包括陈洪绶、傅山、俞理初、黄宗羲、李贽、吕留良、严复、吕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重点着笔于这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李贽、黄宗羲、吕留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一串璀璨的名字背后，既有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有士人的铮铮风骨。作为历史叙事，作者尊重笔下历史人物的选择，尊重事实和真相，不预设立场，不搞先验的标准，不丑化也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只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出可信的历史现场。作者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文人、士子，他们都生活在历史列车急速转弯的时代。时代风云的剧变，常常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而文人、士子是尤为敏感的群体，他们的反应自然也就比常人更加丰富和复杂。恰恰是这些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常抱以“同情之理解”，以理性和温情之笔写出了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剖析了历史兴衰背后的深层逻辑。

　　提及武侠，无人不知“金古梁”。在被问及自己武侠创作的地位时，梁羽生曾道：“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而梁羽生的武侠名著《七剑下天山》家喻户晓，书中剑侠傅青主的名号脍炙人口，堪称医剑双绝、侠之大者。而历史中的傅青主，其形象之高大、品格之高洁，较之小说中的傅青主，更是不遑多让。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士傅山（字青主），他一生唯重气节，无论在明在清，皆不改本色。

　　傅山，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氏，梁启超谓之清初山西学术唯一可述者“以气节文章名于时”。其实，傅山的身份远比梁启超所说的复杂得多。首先，他是个大书法家和画家，《清史列传·傅山》说他“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赵执信推山为国朝第一”。其次，他的医术也很高明，尤精于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名世，至今仍为医学界所看重。过去人们认为，汉代名医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所以他才选择了行医；傅山却能二者兼得，“即擅高韵，又饶精思”，故称“贤者不可测如是”。

　　不过，傅山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气节。《清史稿》谈到其中的原因：“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缙）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娿。”在一个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年代，太多的士子文人选择向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妥协，他却毫不犹豫地坚守气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终于脱颖而出，享誉士林。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经山西进军北京，至三月十九日，北京失守，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四月，清军借讨伐李自成的名义，进山海关，攻占北京。十月，太原陷落。不久，北方诸省均被清军所控制。而此前八月，傅山已出家做了道士，脱下儒生装束，披上了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其中便暗含了着朱家之衣、不肯降清之志，而道士的身份也为他逃避清朝强制薙发提供理由，并掩饰他的反清活动。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

　　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

　　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

　　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

　　实际上，甲申国变之际，傅山写了数十首诗表达他对明王朝深沉的哀思。其中《龙门山径中》就写到他做道士后的矛盾心情：

　　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

　　入山直是浅，孤径独能盘。

　　却忆神仙术，如无君父关。

　　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

　　傅山不是没考虑过“死国”或所谓“主辱臣死”的问题。尽管他并非明朝皇帝的臣子，但“君亡与亡”是当时一般士人都认可的道德律令。所以他说，“三十八岁尽可死”。甲申年他虚岁三十八岁，尽可以随着崇祯皇帝而选择死；但“栖栖不死复何言”又如何解释呢？他用了徐庶和庾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处境，“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一方面是亲子之孝，对年迈的母亲负有责任，一方面是故国之思，不能释怀。这应该是傅山不死节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他在许多诗中都提到了母亲，，以表达忠孝难以两全的内心冲突。《清史稿》也曾记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

　　然而，傅山却未能远离清初政治的旋涡。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河南宋谦谋叛案事发，傅山被牵连其中。六月，他被捕入太原府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弟弟傅止、儿子傅眉，以及几位“同党”。因他以“朱衣道人”闻名，故此案又称“朱衣道人案”。事情的起因是南明总兵宋谦在晋中、晋南、晋东南及冀南和豫北边界组织武装起义，不幸事败被捕。审讯中，宋谦供称：“傅青主，太原人，生员（秀才），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红衣道人，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于是，傅山亦作为“叛逆钦犯”入狱受审。面对审讯他的人，傅山咬定未与姓宋的见过面。最后一次宋谦带了书信和礼物来，要请傅山给友人治病，傅山因怀疑他的动机，“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着走了，就算是把他得罪了。当时，布政司的魏经略（魏一鳌）正好来求药方，可以作证。

　　有人善意地猜测，傅山的这番话是“假口供”，编了骗官府的。或许当时审他的人也这样想。因此，在关押期间，傅山受尽了折磨，官府的目的就是让他认罪。但他抗词不屈，绝食九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把他放在一群人里，姓宋的能认出他来，他情愿认罪。由于宋谦已经被杀，死无对证，而最关键的，又有魏一鳌出面证实了他的供词，他的门人、朋友有在清政府中为官的，也多方营救，终于使他在被关一年之后无罪释放。朋友们都庆幸他的大难不死，然而傅山却“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这种愧疚之情：

　　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

　　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

　　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

　　冉冉真将老，残编腼再抽。

　　诗中，傅山责备自己未能死在狱中，而苟活于世间，再无颜面对神州大地。另有一层意思他在诗里没说，即与他同案的萧峰、朱振宇、张錡三人的悲惨结局一直折磨着他，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种愧疚感。萧峰被处绞刑，朱、张二人被处以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生还的傅山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很清楚，是声望和人脉保全了他的性命，但“同党”之死毕竟让活下来的人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他不仅无颜面对神州大地，更无颜面对新朋旧友。他会觉得，这与“附逆”于新朝去做官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性命的保全反而在心理上构成了对他的羞辱，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诏举鸿博，即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是傅山一生经历的最后一个大节目。据说，各地举荐的学者多达一百八十余位，包括朱彝尊、阎若璩、李因笃、王弘撰、潘耒、曹溶、陈僖、李颙等。其中李颙绝食五天迫使地方官员知难而退，同意他不参加这次考试；曹溶则以丁忧为由，未赴北京。在各地官员的不懈努力下，有大约一百五十位被荐学者来到北京。傅山是由京官李宗孔举荐的，最初他一再“固辞”，以生病为理由拒绝赴京。他有一首诗《病极待死》，就作于此时：

　　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

　　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

　　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

　　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亲。

　　莫谓恩爱假，父母爱我真。

　　佛谓恩难报，不必问诸人。

　　在这里，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尽管地方官府并不放过他。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是他的朋友，亲备驴车，极力劝行。为了不让朋友为难，不得已，他同意在傅眉和两个孙子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但他打定主意，绝不参加考试，这是他的底线。因为对他来说，参加考试就等于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向新朝廷妥协的行为，作为明朝遗民，除了拒绝，他别无选择。所以，他们一行“至京师二十里（一说三十里），誓死不入”，停宿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圆教寺）中。这一次，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倘若朝廷执意要他参加考试，便以死殉节。这时，他的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有传说，傅山一直未领此衔。大学士冯溥（益都）要求他向皇帝谢恩，并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傅山此时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溥“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第二天，傅山一行便离开北京，踏上了归乡的行程。

　　五年后，傅山在儿子傅眉病逝四个月后也匆匆告别了人世，享年七十六岁。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最喜欢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的确，这也是傅山人格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