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

　　作者：吴稼祥

　　记得英国一个思想家说过，人类的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

　　那么，1978年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英国人把那一年作为21世纪元年？其实，这是一个不用问的问题：那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万里征程。

　　从那时到现在，地球环绕太阳将近30圈，中国的改革似乎成了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刷新了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增长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即便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有所不及。考虑到中国规模之大，则更让人咋舌称奇。

　　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不仅指可视事物的巨大变化，也指不可见观念的深度变迁。30年前，中国恢复了被“四人帮”中断了10年的高考，30年后，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反智主义”，也就是知识扯淡，知识分子“臭老九”或知识分子狗屁主义；30年前,“四个现代化”让向往者热泪盈眶，30年后,“现代性”让反对者唾沫横飞。

　　是当下中国人的知识太多了吗？是中国的现代化过分了吗？或者，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吗？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不是“茶杯里的风暴”，或“嘴皮子的肉搏”，而是杨鹏先生所说的“价值战争”，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价值取向、道路选择、话语强弱、人心向背和国家祸福。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谈谈中国是否需要“反智主义”。

　　薛涌、芙蓉姐姐和《盲山》

　　最先让我接触到“反智主义”的，是薛涌。

　　经一位网友的提示，我去浏览薛涌的新浪博客，一进入他的页面，我的眼睛就像被扎进了两根刺：一根刺是他的博客招牌：“薛涌：反智的书生”，另一根刺是他的一本书的广告：《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薛涌：草根才是主流》。

　　对于他自己的招牌，薛涌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当初我在网上开博客，是由编辑代劳。他们给我的博客起的名字，叫‘新启蒙主义’。背后的基本理念，还是士大夫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来教育老百姓的。后来我坚持把名字改成‘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他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在美国读博士，又执教于美国的大学，不知道他要加入哪一国的“反智的潮流”，要推倒何方“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关于“草根才是主流”，他的描述是：

　　“如今，‘网络暴民’的语汇又出笼了。在我看来，‘网络暴民’固然不是没有，但‘知识暴君’却可怕得多。网络民主，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成熟，网络文化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动力。”

　　我知道他所谓的“网络暴民”指的是什么，但不知道他所谓的“知识暴君”究有何指？指美国总统布什？不像。他对布什的看法是，“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强硬的总统了”，换句话说，很难找到比布什更反智的人了。至于说“老百姓丧失了文化权利几千年，刚刚开始为自己说话当然缺乏经验”，这如果不是在否定毛泽东他老人家让“草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说话的历史贡献，就是在和他争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的历史地位。

　　由于眼睛被扎，我作出了负痛反应：2007年3月18日，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薛涌，你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短评，那只是一声叫喊，没有讲理。结果，我的博客成了战场，赞成他和赞成我的双方博友大动干戈。我承诺认真研究“反智主义”后，再作回复。

　　于是上百度搜寻，结果吓了我一跳。在中文“反智主义”条目下，“百度知道”告诉我：“在大众文化领域，似乎多年来鲜有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能够在博得众人喝彩之余，又能恶狠狠地恶心‘知道分子’们一把。除了‘芙蓉姐姐’”。可以打得开的，自称是“源自维基百科”的“维库”网说，“反智主义”有许多具体体现，作为“文化表现”，“‘芙蓉姐姐’现象被认为是一种反智的体现”。原来，真正的“反智主义”英雄，不是薛涌哥哥，而是芙蓉姐姐。

　　一是由于生理上的反感，二是由于忙于别的事情，我暂时中断了对“反智主义”的研究。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名叫《盲山》的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尽管我曾经看过关于那个事件的详细报道，我还是被再现的视觉效果震惊了。

　　让我震惊的是，真正的凶手，也许并不是那个把22岁女大学生白雪梅卖了7000元钱的人贩子，也不是强奸了她的那个所谓“丈夫”、40岁的农民黄德贵，甚至也不是帮助自己儿子实施了强奸行为的黄老汉夫妇，而是盲山那个小社会的愚昧和封闭。

　　正是愚昧和封闭，构筑了白雪梅们永远也逃不出去的监狱。白雪梅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人，从村委会主任，到小卖店主，从邮递员，到最基层的执法人员，从小镇长途汽车司机，到拖拉机手……都是黄家的打手，白雪梅的看守。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没有道德。他们所能理解的道德，就是花钱买来的“东西”，不能让它自己跑了；还有就是，“拳头往外打，胳膊肘向里弯”：白雪梅是“外”，要施以拳头，黄德贵是“里”，要抱在怀里。那里只有“亲人”和“熟人”道德，没有“人”的道德。

　　那个村庄最后一点亮色，是文化。村里唯一的高中生，黄德贵的堂弟黄德诚，虽然没有救她，但阻止过他堂哥打她；失学的小学生李青山，渴望上学而不能，白雪梅义务教他，结果，还是他把白雪梅的求救信寄了出去。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其中一点可能是：有文化的人不一定不犯罪；没有文化，就可能无意识地集体犯罪。

　　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反智主义”对于盲山意味着什么？如果反的是知识，则意味着盲山永远是盲山；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则意味着全国人向盲山人看齐。于是我有了一种冲动，要把评反智主义的文章尽快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