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国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吗

　　中国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吗？

　　说到反智主义，不能不提到美国。不是说只有美国才有反智主义传统，也不是说美国创造了“反智主义”思想，而是说它创造了“反智主义”名称。美国人不一定是创造思想的大师，但肯定是包装思想的大师。

　　许多人(包括薛涌在内)认为，即使不是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创造了“反智主义(Anti - in te lle ctu alism )”这个词，也是他让这个词开始流行。1950年代，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艾森豪威尔的粗鲁统治，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得霍夫斯塔特试图从美国历史传统来反省这种政治现象的渊源。他写于1962年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直把这种传统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19世纪被认为是一个手工劳动、自力更生占主导地位，以及轻书本而重经验的世纪。该书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

　　孩子像母亲。“母亲”是历史学家，“孩子”自然是历史感多于理论化。权威的英文版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给“反智主义”下的定义是：“反智主义描绘的是一种态度，它敌视，或者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许多种途径表达，比如攻击科学、教育和文学的价值。”在大陆可以打得开的中文版在线维基百科更直接认为，“反智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

　　这就是反智主义的美国色彩，也是反智主义思潮表里一致的表现：既然对知识都反感，更不用说把自己的态度表达为系统化的知识——理论了。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反智主义包装里面的东西，并不陌生，它不过是一些新名词帽子底下的老思想罢了。

　　最接近于当代反智主义的中国思想，是老子表达的道家思想。他的“反智主义”警句，可以在81章《道德经》里的每一章中找到，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这些：

　　——知识就是伪装：“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8章)

　　——无知就是幸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章)

　　——愚民才好治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5章)

　　——不识字才是盛世：“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

　　我不认为当代任何一个反智主义者对智慧和知识的否定比老子更彻底。霍夫斯塔特说：“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老子就是这样一个罕见的老反智主义者。

　　中国另一个反智派别是禅宗。根据禅宗经典《坛经》记载，被日本禅学界公认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六祖慧能，不会读写，有一天，五祖弘忍让众弟子作偈语，说谁做得好，悟得透，就把衣钵传给谁。知识渊博的神秀上座做了一偈，贴了出来，人人传诵，慧能听了，觉得不够意思，就请一个童子带他去看看：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坛经》第八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才识俱佳的神秀教授写的偈语没有被五祖看上，大字不识的慧能伙夫请人代写的偈语却受到弘忍激赏，结果，慧能得到了衣钵。不识字的人做了祖师，在这样的祖师看来，文字自然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可能是直见本性、成佛悟道的障碍。如果要用最少的话说出慧能禅的精髓，大概就是下面这16个字了：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日本当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对此的解释是，“禅是诉诸个人经验事实，而非诉诸书本知识来提出解决办法的”。

　　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上的反智主义者(老子)，也有宗教上的反智主义者(慧能)，还有政治上的反智主义者，他们就是秦始皇和汉高祖。中文维基百科说：“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秦始皇这两类都占了，他讨厌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所以“焚书”；也讨厌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所以“坑儒”。

　　刘邦没有秦始皇那么极端，他只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读书人，看见戴儒生帽子的人就心烦。有些儒生求见他，他摘下来客的儒冠，往里面撒尿。还经常破口大骂：“臭书呆子，和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没有文献记载他砍过什么儒生的脑袋，是因为那脑袋装的书太多。如果说秦始皇反智，是独裁需要的话；刘邦反智，则有点民粹主义情绪。他从小游手好闲，不种地，也不读书，为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乡亲们所不齿。他后来蔑视读书人，既觉得读书于打天下无用，也觉得践踏那些他以前要仰视的人，会给自己带来报复的快感。

　　中国的反智主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50万戴帽子的人，其学历很少低于大学本科毕业。从60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四人帮”把中国的反智主义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在极端的几年里，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停课，学生殴打老师，打死了，也不被追究法律责任。初中以上的毕业生都要到农村去继续上课，课堂是“广阔天地”，老师是“贫下中农”。除了语录之类，装订成册的东西一般都要销毁，因为很少有一本书样的东西可以逃脱“封、资、修”这三大类别中的某一类。国家工作人员要进田间地头的“继续教育学院”——“五七干校”。“臭老九”，“读书无用”，“不学ABC，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用语。

　　按照霍夫斯塔特关于“反智主义是正反情感并存”的说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思潮，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反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反智主义，可以称之为“灭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