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警惕思想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警惕思想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把薛涌的“反智主义”，归结为“四人帮”式的灭智主义，那是不公平的。我们已经看到，反智主义是各种各样的，有哲学上的，宗教上的，政治上的，还有文化上的，和生活方式上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国大思想家卢梭，和美国伟大文学家梭罗，中国晋代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都是生活方式上的反智主义者。

　　因此，关于反智主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可说：

　　第一，个人智性生活上的反智主义，可能让你生活得更有价值。

　　知识可以被理解为用文字等形式“拍摄”下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包罗万象，有自然，有社会，有人生，还有心理……不过，“照片”毕竟不是事物本身，它的影像质量受“拍摄”者的观点、情绪、状态影响，还受“照相机”质量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有的模糊，有的歪曲，还有的是伪造的。另外，这些影像片段能否“合成”或再现真实世界的全景视野，也很难说。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警惕，“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削足适履”这三个寓言故事，都在警告我们不可把死的知识作为活的生活的唯一指南，舟上的记号，图上的良马，脚上的鞋，都曾经是真实的“照片”——知识，但是，许多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都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如果人生受那些错误的知识指导，幸福就像图上的“骥”一样，很难找到。

　　禅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不信任任何过去时的东西，无论它是记忆，文字，话语，还是图画。有个禅宗故事说，有人请善画竹子的禅师为他画一副竹子，禅师尽力画好了一幅，可是，整个竹林都是红色的。求画人看到画幅后，跑到禅师那里说：

　　“大师，您的竹子画得好极了，不过，您把竹林画成了红色了……”

　　大师笑了：“那么，你想把竹子画成什么颜色呢？”

　　“当然是黑色了。”那人不假思索地说。

　　禅师收住笑容：“是嘛，有谁看见过黑叶子的竹子呢？”

　　有许多知识就像黑叶竹一样，人人认为正常，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禅宗推崇生活在当下，不是通过文字，甚至不是通过自己的感官(感官有时也会欺骗自己)，而是通过自己的心，直接去透悟人生。

　　因此，像禅宗教导的那样，对一切知识永远抱着质疑的态度，是一件好事。这是几乎所有民族历史上都有的传统。

　　第二，对以知识为包装的专权和不法利益，反智主义是一针解毒剂。

　　有个名叫毛飞的北京公务员，2005年7月6日在《新京报》上发表来信说：“安徽泗县‘6·17’事件中甲肝疫苗的发明者、浙江普康公司董事长、病毒学家、中科院院士毛江森向记者表示，普康公司出产的疫苗绝对没有问题，‘6·17事件绝对跟疫苗没关系！绝对是别的病！’”

　　“我对病毒学一无所知，因此不知道毛院士是否真的站到了‘科学’一边。然而，从‘绝对没关系’、‘绝对是别的病’等话语中，我体验到了一阵强烈的忧虑：精英日渐增长的自负感会刺激公众反智倾向的膨胀。”说毛院士是“自负感”，已经是委婉的说法了，一个责任事故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以科学的名义为自己和本公司开脱责任，败坏的只能是科学与知识的名誉。最近发生的国家标准局颁布馒头标准事件，之所以引起广大网民强烈反感，并不是馒头要不要标准的问题，而是某馒头机械制作公司在幕后操作的问题。权力一旦与知识合谋，站在特殊利益集团一边，反智就能起到反对滥用权力和特殊利益的作用。

　　第三，反智主义不是守成与改革的意识形态。

　　中国历史上有个可以观察到的不断重复的现象：天下大乱，改朝换代时基本上都反智；天下大治，安居乐业时一般都爱智。这与知识的特殊作用有关：知识短于开创事业，但长于内部治理。中国打天下的皇帝，几乎没有中过进士的，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半文盲，即使是那些雄主，墨水也不多，所以毛泽东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羞辱的并不是人，而是知识。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美国，想创业的人，惟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改朝换代的人，以及想进行思想革命的人，最欣赏的就是反智主义。因此，反智主义是革命与创业的意识形态，不是改革与守成的意识形态。所以，“继续革命”的“四人帮”反智，想戡乱和改革的邓小平崇智，把恢复高考当作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来抓。

　　第四，开放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社会，反智主义越容易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般来讲，我们不能反没有的东西，而是反那些过分的东西。因此，越是知识分子，越需要反智，反智反而会让他迷失在知识里的人性复归。如果让没有知识的“草根”反智，他如果反的是知识，他将永远做“草根”；他如果反的是知识分子，他必须投入一场政治运动，否则，他的反智毫无意义。

　　因此，美国社会可以反智，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教育化的社会，反智第一不会形成固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或暴烈的革命意识形态，第二不会妨碍人们受教育。当前的中国，则要警惕反智主义。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像盲山那样的远离现代生活的村庄还在愚昧中挣扎，许多失学儿童还在渴望回到课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随机吸纳各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下的反智主义，无异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把更多的人滞留在初级劳动水平上，会诱发社会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会把个别事件和零散的不满情绪汇聚为社会群体意识，这对于处于脆弱平衡状态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是抱薪救火，而不是普降甘霖。

　　知识，虽然不必然是通往天堂的阶梯，但对于8亿受教育水平还很低的中国农民来说，依然是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我相信，薛涌在上大学之前，也是满怀对知识的渴望的，至少我至今不能忘怀在30年前拿到大学通知书时的那种激动，那永远是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农村孩子能尝到这种幸福。虽然薛涌对他的反智主义有严格限定，并不反对大学教育，但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思想一旦被传播，它就由它自身的逻辑支配，毕竟，反智主义在中国，导致裸体的暴政和“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暴乱，比导致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可能性更大。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