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让阿Q主宰中国社会

　　让阿Q主宰中国社会？

　　不过，对在中国首举“反智主义”义旗的薛涌来说，“盲山人”和阿Q一样，他们自身的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存有偏见。在《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一文里，他说自己之所以要把“‘反智主义’变成一个中性词，并强调其正面意义”，就是要恢复阿Q的正面形象：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例子。鲁迅对中国农民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他年轻轻就进了洋学堂读书，甲午战争后不久留日，正好赶上战后日本狂热的战争宣传的余波。甲午一战，突然使日本人觉得经过了西化的日本比作为亚洲传统文化中心的中国要优越。于是媒体上把中国人描述成麻木、愚昧的群体。比如当时表现甲午战争的木版画，不久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网站上作为研究素材在有批判性说明的条件下展示出来，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无理取闹地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是读《阿Q正传》长大的一代。阿Q的形象，和这些版画中一些中国人的形象并无太大区别。这种对农民的蔑视，被完全没有作农民的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成为现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麻木’和‘愚昧无知’，也成了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与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意识当然也有深刻的联系。”

　　在薛涌看来，被知识分子捏造出来的“愚昧无知”的阿Q形象，之所以没有得到纠正，“一大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和权力对之反击”。现在好了，为阿Q平反的时机到了，首先，网络时代到来了，阿Q们成了网民；其次，他们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现在的名词叫“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这个人自然是薛涌。在他的领导下，网络阿Q们可以利用网络文化资源，并且获取某种权力，对“知识暴君”们进行反击了。

　　不过，让这位领袖不爽的是，似乎创造了阿Q形象的鲁迅非但没有死，现在还变成了复数：“主流经济学家们”。这些复数的“鲁迅”，把上网的阿Q们称为“网络暴民”。他说：“‘网络暴民’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语，关键词。不久前主流经济学家还攻击网络意见是‘非理性’。”薛涌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网络民意是“群体智慧”，“从人类民主的历史来看，群体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体智慧”。需要简单指出的是，薛涌在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知识性、真理性问题，偷换成了政治性问题。他可能不清楚的是，民主政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知识的正确性问题，而是权利和利益分配的正义性问题。

　　经过这样的偷换，他就把要不要反智的问题，变成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所谓“网络暴民”，也就变成了“主流草根”，并进而得出结论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草根式的平民主义社会”，“只要(有)扎根于草根社会，才能领导社会”。

　　在经过我拼凑的薛涌式发散性论证结构(要捋出他的连贯性思路，需要剪辑他若干篇文章)里，我们终于看出，他进行了一次从反智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的惊险一跳，他跳跃的线路如下：

　　阿Q→老百姓(或平民)→网民→草根

　　他先把阿Q论证成被歪曲的“农民”形象，接着，把“农民”偷换成“老百姓”或“平民”；接下来，“老百姓”或“平民”就变成了他的“网民”，“网民”又变成了他的“草根”。经过他的魔术表演，阿Q主义就变成了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就变成了草根主义，草根主义就变成了民主主义。如果倒过来推，他的“草根才是主流”的社会，自然就成了“阿Q才是主流”的社会，当然是经过他平反的“阿Q”。

　　这样的阿Q主宰的社会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它刚刚过去30年。薛涌自己没有弄懂的是，第一，反智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平民主义，更不必然趋向民主主义，它更可能是独裁主义的侍婢，说到反智主义，居然想不到秦始皇，并不说明他不懂中国历史，只说明他眼中没有中国历史。第二，中国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主智主义，但并非没有反智主义传统。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主智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往往天下治平，反智主义成为主流时，不是天下大乱，就是暴政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