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编

　　曾涛与穆青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当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总编辑穆青拍板刊发此报道。曾涛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通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25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万里不学大寨搞包产到户

　　1978年，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制定的省委六条以生产为宗旨，有些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江山糟蹋了”。当时副总理号召学大寨，万里说，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不久，《人民日报》发文对包产到户提出责难，万里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你们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谣评价万里：“要吃米，找万里。”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正式确认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孙冶方的三不改

　　文革期间，经济学家孙冶方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

　　1975年，孙冶方出狱后，对监管人员表示：“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

　　1979年9月，孙冶方被发现晚期肝癌。动手术后，孙冶方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学术见解。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要多放几炮支持小平。”

　　孙冶方在遗嘱中说:“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王洪德成中国辞职第一人

　　198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知青社解决员工子女就业，计算所工作人员王洪德作为顾问，第一年率领青年们赚了60万元。海淀区工商局和中科院纪检部门开始调查王洪德，事实证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1983年，辞职后的王洪德创办了京海公司，2001年，他以个人财富8亿元位居“中国富豪排行榜”第65位。

　　袁庚出狱后搞蛇口改革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对蛇口工业区启动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民选干部等敏感领域。面对如潮的非议，袁庚说，“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试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

　　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将近十年，80年代末，蛇口民主选举干部与新闻舆论改革等试验陷入停顿。

　　王元化保护巴金

　　王元化作为一个学界名人，在学术上，从不一团和气；作为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他也从不唯唯诺诺，十分另类。

　　1978年，王元化尚未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他就开始关注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王元化还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当时陈寅恪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1980年，王元化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某位领导很恼火，即通过上海市委让王元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干。巴金没有被撤。

　　赵瑜痛批体育举国体制

　　1988年，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刊出，对中国体育体制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文中对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军事化管理、禁药现象多有质疑。运动员出身的赵瑜被称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体育界开始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中国体育报》发表《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文章，认定强国梦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赵瑜仍然坚持的观点，“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同年，中国体育兵败汉城，体操王子李宁因失败遭到举国讨伐。

　　任仲夷主张自己一退到底

　　1985年，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主动要求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任仲夷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任仲夷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他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

　　晚年，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任仲夷总是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 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80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李昌平给总理说实话

　　1996年，时任湖北监利周河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力于为农民减负，精简机构、治理乱收费、清退编外人员，引起全县收费执法单位集体发难。2000年2月，李昌平在县委会议上痛陈农民税费上涨，农民负担过重引发恶性循环。县委书记说，“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四面楚歌的李昌平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倾诉农村的困境，并辞职离开家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月，中央调查组到监利县，朱镕基批复道：“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了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也批示，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桂希恩捅破河南艾滋病真相

　　1999年，老医生桂希恩在河南驻马店文楼村发现，当地因非法采血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但当地政府百般掩盖事实，并阻挠各界对艾滋病人的救助。 当年10月，桂希恩给中央领导写信，“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经来到这个地区。”中央政府派人调查，艾滋病蔓延现象为世人所知。2003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会见防艾斗士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中央政府介入治疗救助，河南艾滋病蔓延现象得到缓解。2004年2月，67岁的桂希恩获得国际艾滋病预防最高奖贝利马丁奖。当月，国务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副总理吴仪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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