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继成 王石川

　　改革开放30年访谈之五

　　转型期是新观念的爆发期

　　新京报：10年前，您与凌志军合作撰写的《交锋》引发了巨大反响。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有多种回顾和解读的视角，您能否从30年观念变迁的角度谈一谈？

　　马立诚：观念变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观念变革就是心灵变化史。一位朋友说：“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我很赞成这句话。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人们专注挣钱，每个人都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抽打着、催促着，无暇他顾。社会上对观念变革不那么关注了。80年代的女青年仰慕那些有创见的男青年，现在很多女青年的眼光锁定在“有车有房”。其实，这也是观念变革的结果。

　　我个人很注重观念变革。原因在于，人的行动都是在观念和思想的引导下展开的。进步的观念是人类之光，照亮我们周围的昏暗，给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航线。有时候，一个变革的观念，能够使改革开放很快迈上一个新台阶；一个陈旧的观念，则使改革开放之路横亘座座高山。

　　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想在上海开设新的工厂，因为40年代可口可乐在上海有过工厂。这种事要放在今天，哪个地方不欢迎？可口可乐又不污染环境。可那时候不行，上海强烈抵制。上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引进可口可乐是“打击民族工业”。上海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变主意，在北京设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当初人们观念陈旧，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嘛！

　　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说明什么？人们的观念转换了，陈旧的观念被抛弃了。由此可见观念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的转型期。转型期一大特点，就是观念变革很快，是新观念的爆发期。

　　新京报：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伴随着新观念的诞生。

　　马立诚：对。从人类思想史来看，观念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提出的“圣经高于教皇”，欧洲启蒙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说等等。这些观念颠覆了中世纪教会对人们心灵的奴役，颠覆了欧洲皇权的“朕即天下”的传统观念，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现代国家诞生。可以说欧洲实现现代化跟这些观念的引导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百多年前西方势力进入以后，传统社会发生裂变，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转型期。那时候国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比如“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物竞天择”、“中体西用”、“变法自强”、君主立宪和“大同世界”等等。这些观念，曾经引导国人一步一步适应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唤醒了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反思，起的作用很大。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新京报：就改革开放30年来说，发生了哪些观念变革？

　　马立诚：要想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对比，把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些观念和改革开放之后的观念做一个对比。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巨变。

　　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些重要观念，像“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三忠于、四无限”、“一句顶一万句”、“一大二公”、计划经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彻底决裂”、“割资本主义尾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

　　还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走资派还在走”、“黑线专政”、“臭老九”，以及江青在文艺创作方面提出的“三突出”(在所有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样板戏就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产生的)等。

　　这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观念谱系，有总观念，有子观念。那个时候的主导性观念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观念群的提出与普及，扭曲了中国人的生活，造成了无以数计的悲剧。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提起这些观念，都耳熟能详，而且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幕幕历史画面和家庭遭遇，有些人直到今天还会心有余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观念群完全更新了。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变革，就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期。这个总枢纽解决之后，观念更新如同井喷式地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