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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观念变化,两个时代判然分明
新京报: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期之后,发生了哪些观念变革?
马立诚:从政治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最振奋人心的观念就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打破僵化。这是那个时期主要的观念。这个观念鼓舞了广大干部和民众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紧接着,又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念。“初级阶段”的提出,解决了一部分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冲动。既然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就应当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到90年代中期,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个重大的观念变革,针对的就是过去的人治弊端。进入新世纪,提出了三个代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要观念。这些观念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济方面。1984年把“商品经济”写入党的重要文件,这是一次观念变革。当然,更重要的是199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前无古人的重大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不到这样的提法,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也没有。像哈耶克这样的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是很僵化的,一提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一提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邓小平把这两者打通,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
经济观念的变革还有很多,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个体户、家庭承包、温州模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包就灵”、双轨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有走穴、下海、万元户,以及引起很大争议的“遇到红灯绕着走”等等,这些都是经济观念的变化。近些年来,人均GDP、绿色GDP、全面小康、流转、宏观调控、拉动内需等等,也是家喻户晓。
对外开放方面的观念变革。“与国际惯例接轨”,在80年代唱得很响。还有“打开国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等等,都是指融入国际市场,打破封闭观念。从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在中国越叫越响,逐渐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观念变革。
再看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观念变革。“伤痕文学”打破了过去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观念。朦胧诗的诞生催生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美术界,从1979年星星美展开始,现代主义逐渐蔚为大观。音乐领域的观念变革一开始就引起巨大争议。邓丽君唱的歌曲,用“柔、慢、低、软”取代了“文革”时期的“高、快、响、硬”。电影界的“第五代”,成了新观念的代名词。他们拍摄的《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红高粱》、《盗马贼》等电影,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拍摄手法方面,都开启了中国电影新时代。
近些年流行的“小资”,早年曾是批判对象。随着民间财富增加,白领队伍壮大,社会思潮变迁,小资成了有一定财富基础和生活品位的代名词。“80后”、“90后”则是标明代际差异的新观念。至于较具学术性的后现代、软实力、女权主义、生态文明、新儒家等等,也渐渐走入大众。
近年来,维权、电子民主、民告官、还权于民、阳光政府等等新观念,彰显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民意识的崛起,一个现代中国的轮廓透过这些观念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新观念的谱系。对比改革开放前后观念的变化,时代特色判然分明。今天,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认知,我们行动的源头,跟这些新的观念密切相关。
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一个路口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现在人们注重利益不太注重观念了,是因为观念本身不重要了,还是有其他原因?
马立诚:我觉得造成当前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人们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年代,是一个观念博弈的年代。有人说甚至那时候是“文章救国”,官员升降、形势变化,很多事情都跟文章辩论有关。到今天,不少人觉得文章的重要性下降了,观念的重要性下降了。
第一,80年代末,民众从狂热的氛围中脱离出来,变得现实了。不少人觉得,只有多挣钱过上好日子才最实际。经济发展的冲动成为激情来源。当时的口号是:“要发财,忙起来”。追求财富成了全民目标。这是观念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有些观念成了表面文章,与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感触差距较大,比如一些官员的做法背离了“人民公仆”,这就导致一些传统的观念丧失了吸引力。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为了规避风险,只做不说。有趣的是,“只做不说”也成了人人意会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策略和智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观念创新。
第四,中国逐渐进入商业社会,生活水准提高反而造成了更大压力。比如过去孩子有学上就可以了,现在不行,要上最好的学校,要找最好的老师,课余还要学音乐学英文,要买高质量的提琴,要请有名气的辅导老师等等。另外人们对住房、交通、饮食、衣着、旅游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压力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迫使人们把精力都放在赚钱上。这就像身后有一条鞭子抽着赶着,总停不下来。
新京报:那观念的创新还重要吗,或者说,下一步的改革仍需要以观念创新拉动吗?
马立诚:只要社会在发展,创造新观念的过程就不会停止。新观念的诞生有峰有谷,但是生活的实践是在不断地呼唤新观念。现在很多人对一些社会问题感到困惑,找不到答案,有牢骚,需要破解。除利益调整之外,也需要观念创新方面的努力。
今年5月,我在某市演讲结束之后,一个打工的人问我:“马老师,你知道我们这里贫富差距有多大吗?我们在这里三辈子也买不起房子,有病不敢看。所以我们怀念过去的时代。”一位老者站起来驳斥他,“你这是倒退”。
你看,他们两个人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现在不少问题都是这样,争论得很激烈。今天,中国的改革再次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需要新的观念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