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前进的步伐要加快

　　新京报：有些赞成改革的人，反对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因为看到腐败和贫富差距，也开始对改革抱怀疑。这部分人可能是城市中产阶层，也可能是普通农民。怎么凝聚他们的改革共识？

　　马立诚：要有几个重大措施。一个是关注民生、倾斜民生，在解决民生问题上迈出大步。比如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希望投向民生的份额增大。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1993年就起草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社论。15年过去了，社会保障前进的步伐太慢了。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老百姓的钱就不敢拿出来消费，拉动不了内需。

　　还有工资收入偏低。我们有一个问题，民众劳动工资的收入偏低，一些类别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偏高。台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办法是适当降低投资回报率，提高劳动工资的收入，这样有利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现在有一个新观念叫共享，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必须这样做。

　　今后的改革，仍然要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

　　新京报：您觉得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政府以及不少学者提出了改革路线图，比如2049年建立福利国家等等。但老百姓也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求改革，比如出租车司机通过停运改变出租车管理体制。怎么实现各个层面的力量良性互动，形成改革合力，而不会拉扯冲突？

　　马立诚：三十年来的历史表明，民众是推动改革的主体力量，也是观念变革的主体力量。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民众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恩来的运动。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贫穷的不满，实质上是要求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运动，为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做了铺垫和民意准备。所以说，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转折的根本动力。

　　1978年5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不是胡耀邦布置的题目，邓小平事前也不知道。文章经过中央党校、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出台的，所以这篇文章也是来自“下面的”为纠正“两个凡是”做的努力。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的家庭承包改革，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这悲壮的一幕，形象地说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恩格斯曾经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大包干”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如此。

　　1987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农民工的出现，是实现城市化的又一个创举。

　　四川张锦明推动了选乡长，是属于上面的还属于下面的？对步云乡民众来说，她是“上面”，但从中央角度来看，又是“下面”。以她当时的级别而言，仍然属于来自下面的推动。变革的大部分突破来自民间。

　　新京报：改革能够成功，决策者的支持至关重要，还有很多改革是上面直接主导推动的。

　　马立诚：当然，有很多改革是上面直接推动的，比如恢复高考、浦东开发、加入WTO等等。

　　从改革呈现的形势来看，是上下互动，动力来自两方面，更多的动力来自人民。

　　今后推进改革开放，仍然要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以人为本的内涵之一。前几天报道说，重庆市提出允许出租车司机成立协会，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难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曾经根据香港的经验提出过一个管理小贩的建议。比如一条街上根据地形设多少小贩摊位，有关方面与小贩沟通确定，然后要求小贩协会依此管理。小贩协会为了自身利益，自然会自律监督，不让其他人乱摆摊。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恶性冲突。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主旨在于尊重、照顾民众的权益。有了这一条，再加上真正做到向民生倾斜，就能在改革中形成良性互动，拧成一股劲。

　　期盼政治体制改革迈开更大步子

　　新京报：下一次观念变革的主题会是什么？

　　马立诚：我最近走了很多地方，看到社会各界呼吁加快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新京报：中央曾多次明确表示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马立诚：行政体制改革是衔接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间段。行政体制改革进行多次，但政府掌握和支配的资源十分强势，远远没有转化为服务型政府。近些年来，根据审计部门的审计，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都出现了资金违法违纪问题，表明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

　　最近沈阳一位律师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市政府60个部门公开招待费使用情况。市政府承认，这位律师的申请符合《条例》规定，但又表示，政府部门的财务信息“极其敏感，公开难度极大，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呼吁说：“财务不透明，使暗箱操作有机可乘。公开这类信息对提高公民参与能力、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有重要作用。”花纳税人的钱，纳税人问问怎么花的，为什么不说？这样一件事做不到，违背“建设服务型政府”。

　　从这个例子来看，行政体制改革要想到位，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行政说行政的效果十分有限。下一个改革的突破口就在这里。可喜的是，最近贵州、江苏在公选干部上有了突破。这些尝试非常好，社会各界期盼政治体制改革迈开更大的步子，包括加强新闻监督、扩大直选、实施公共财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