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改革，积土成山，才是正途

　　新京报：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面临哪些问题？

　　马立诚：比如财富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环境污染，弱势者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假借改革营私等等。

　　不同利益集团的人对改革抱有不同态度，彼此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也反映了观念的差异。有的朋友说，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的争论，有时候比戈壁滩上被大风卷起的狂漫碰撞的石子还要尖锐。

　　比如，网上有一篇传播得很广的文章，说我们是高污染、高消耗和低工资、低保障。另外有人说，最近10年来，城市居民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平均起来年均增长8%左右，GDP年均增长大于10%，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0%。政府财政收入至少三倍于民众所得，国民没有合理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还有人说，瑞典、挪威以前是穷国，但是在二战以后三十几年增长，就成为发达国家了。在这三十几年中，有滚动工资协议，使国民所得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样的比率。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在最近七八年中增长6倍。日本大企业高管和员工的工资差距是15倍左右，我们这里有的高达数百倍。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是一些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困境。特别是最近国际金融海啸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我们也受到很大压力。

　　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坚持改革。只有通过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一步步往前走，最终积土成山，才是正途。

　　思想解放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新京报：年初，中央和地方都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但有人质疑，当下人们关心的是利益诉求，提出思想解放意义在哪里？思想解放能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吗？

　　马立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解放思想，有具体步骤。一个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升级换代。第二个是改善广东发展布局，从珠江三角洲向东、北、西三面扩展。第三个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深圳就发布了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改革纲要。

　　当然现在广东受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比较大，需要综合各方面情况来考虑改革，但汪洋提出的新的观念是很鼓舞人的，这一点必须肯定。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还权于民”，是对汪洋推动的思想解放的补充。这些都是新的观念，并不是空的，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丰富的内容。

　　其实关心利益诉求没有错，但是公平地解决利益诉求问题，也是与观念更新紧密联系着的。比如前一段时间，国务院颁布“非公经济36条”，要求鼓励扶持引导非国有经济，降低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门槛，为民营企业提供便利。但后来有的机构提出，七大行业国有经济绝对控股，这个提法遭到民营企业质疑。民营企业家说，如果七大行业都是国有绝对控股的话，好的政策不就变成玻璃门了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要强调还权于民的观念。再比如政府机构公共费用开支过大的根源之一是财政状况不透明，预算缺乏监督，预算外资金更是暗箱操作居多。这就需要大力普及和落实阳光政府的观念，以新的观念作为引领，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破解弊端。

　　就目前突破经济困境而言，怎样拉动民间投资是一个大问题。温州民间资金6000亿，小企业从银行又拿不到钱，自然搞民间借贷。长期以来对民间借贷都是打压，最近有了一点松动，说是要批准成立民间借贷公司。可是发的牌照太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就要进一步破除所有制歧视，从观念上先行突破。比如，什么是“扰乱金融秩序”？金融秩序最根本的一条是借钱还钱。这一点，浙江有不少民间借贷做得不错，坏账率很低，甚至比一些国有银行还要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放开民间金融？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放开民间金融，是解决小企业危机的可行之策。

　　还有人说，没有实践的突破哪来新观念呢？实际上，既有实践走在前面的例子，也有观念走在前面的例子。今天的中国为了突破改革的瓶颈，既需要新的实践，也需要新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