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不是简单活命的意思，而是指活得有尊严

　　新京报：胡锦涛在贺信中提到，“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为什么始终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的优先地位？

　　董云虎：这个时候讲这句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搞第一个人权白皮书的时候，我参加了，当时讨论了很多次，最后把生存权、发展权专门提出来，放在了第一条。这是中国人权观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同。当然也有些非议，如有人说强调生存权要求太低了，动物也要生存权啊，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我对此很不以为然，生存权不是简单活命的意思，而是指要活得有尊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深刻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这种社会使人活得不像人，所以他提出要保证人“像人一样的生活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就有一条规定，叫做体面生活的权利，就是要保证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享有相当水准的生活，这才叫生存权；另外一个层面是指，人的生命不能随便被剥夺，在专制社会，人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可以任意被剥夺。所以，生存权有两层意思，一是生命保障的权利，即人的生命有法治来保障，不能被随意剥夺，这就需要民主与法治的条件；二是体面的生活保障的权利，这就要求有相当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

　　新京报：今天的经济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为什么仍然强调把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

　　董云虎：还是由国情决定的。世界上很多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大肆渲染中国已经崛起了，特别是有一些外国人看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地方后，觉得中国已经很富裕，已经不像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内地很多地区，人们并没有过上与发达地区一样的日子，有的还相当的贫困。如果不清醒，离开了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的话，还会走弯路。要真正实现全国人民不虞匮乏的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有人讲，现在更应该强调民主权利、政治权利。

　　董云虎：我今年率人权代表团去了美国英国，外方经常提到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但政治不民主。我说你们看偏了，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两个轮子同步前进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不然，中国不可能保持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

　　要我说，改革开放，首先是政治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是政治方向的改革。紧接着的农村改革，将人民公社废除，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我们强调政治改革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如果太快了就会出问题。

　　“四个民主”“四项权利”就是政治权利保障的目标

　　新京报：那现在是否存在两个轮子不匹配的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董云虎：我不这么认为。十七大提出要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行“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四项权利”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是政治建设和政治权利保障方面确立的非常重要的目标。

　　四项权利，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宪法上规定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这四项权利，恰恰是现在政府正在做的，比如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要听证、扩大农民选举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官员问责制，这一系列都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新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徐显明认为，十七大报告中所描述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构成了新的人权体系，将来修改宪法时，这些人权应写入宪法。你同意吗？

　　董云虎：我觉得，写进宪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做一系列实际的工作去落实，要不然写进宪法也不一定有用。这四项权利的内容实际上在现有宪法里都有，只是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概括而已。宪法本身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如果修改宪法，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这么多年经验来看，写进去一些权利项目固然重要，但实际推进可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