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国际人权事业参与者、建设者，而不是旁观者、受动者

　　新京报：胡锦涛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国际人权合作，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目前，发达国家经常以人权为由批评中国。中国怎么与国际进行人权合作？

　　董云虎：这个提法是对过去的一个很大的突破，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讲人权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这一新表述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首次提到建设和谐世界的高度，要求我们积极发挥国际人权事业参与者、建设者而不是旁观者、受动者的作用，要求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谋共促进世界人权的健康发展；要求我们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参与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和各种规则的制定工作；要求我们更加广泛地与世界各国开展建设性对话、交流和合作，更加有效地对外介绍中国人权的实际情况和政策，努力寻求与世界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共同点，增进与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相互了解，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扩大共识，消除分歧，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新京报：胡锦涛还提到，“党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治国理政”的提法以前有没有过？

　　董云虎：这种提法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是第一次提出来的。我认为，把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升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对人权问题的新认识，也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各级党政干部全面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以人权作为治理评估标准，理念是对的

　　新京报：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等人发布了中国治理评估框架，包括12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中一个就是“人权与公民权”。他们认为，保护和扩大人权和公民权，是民主治理最重要的目标。您怎么评价治理评估框架？

　　董云虎：基本理念是对的。人权保障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情况，因此人权作为评估标准的一项内容有积极的意义。共产党执政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权，民主政治实现的情况如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权的实现情况，所以作为一个评估角度是有启发性的。

　　新京报：现在一些官员和媒体谈人权时依然有所顾忌，为什么人权入宪后仍然这样？

　　董云虎：什么东西都有一个由敏感到不敏感的过程。我1990年写《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将书目报到新闻出版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要慎重，这说明人权这个问题在当时很敏感。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人权”作为一个正面的政治概念才开始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后来很快写进了15大、16大报告，写入了宪法党章，我觉得这个过程已经是相当快的了。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一个行动纲领性的文件，我相信不仅在实践中会推动中国人权进一步发展，而且理念上也会带来很大的推动。我和罗豪才会长到地方做调研，走到哪儿，人们都问这个计划，非常关注。所以，我在这方面持乐观态度。

　　新京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包括哪些内容？

　　董云虎：主要涉及完善政府职能，扩大民主，加强法治，改善民生，保护妇女、儿童、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提高全社会的人权意识等与人权相关的各个方面。制订人权行动计划是具体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项最为重要、最为系统的措施，也是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

　　人权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均衡、制度不健全

　　新京报：根据您的了解，目前推进人权进步面临的困难主要有哪些？

　　董云虎：一个是观念的问题，怎么样让各级党政机关牢固树立尊重保障人权的观念，真正把人权作为治国理政原则。这是根本性的。

　　再一个是解决发展不足、不均衡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均衡、地区发展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等，这牵涉很多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公正问题、民生问题。比如城乡差别，农村身份和城市身份在一系列保障上都不一样，实际上是保障农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问题。中央提出打破二元体制，建设城乡一体的保障体制，非常重要。十七届三中全会抓到点子上了。

　　新京报：您认为以农村作为改革突破口是抓住了要害？

　　董云虎：我觉得非常重要，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现代化问题和人权问题分不开，或者说人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比如政治上城乡选举人大代表比例不一样，户籍制度限制人的流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是农村出来的，感受很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司法的问题。法律不少，法律规定的权利也不少，但是司法的问题较多。司法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判决后执行问题更突出。解决这方面问题非常重要，处理不好会引发社会问题。

　　所以，我认为，人权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均衡、制度不健全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