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周光全是安徽省巢湖原市委书记，他在就任巢湖一把手期间，大肆卖官，对于想让他提携的下属官员，少则2000元，多则数万元，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今年6月初，巢湖市6名处级干部因“买官”被免职；此前的5月份，该市两名副市长和一名区委书记因“买官”被免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市先后有10多名处级及以上官员因“买官”被免职。而这些“买官”事件皆是周光全的“杰作”，因此，新华社报道称周光全为“卖官书记”。

　　买官卖官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进入当代文明社会，按理说，买官卖官早已失去制度依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约束机制里三令五申严禁买官卖官，规定违者轻则撤职，重则法办乃至处以重刑。这或许是让“卖官书记”周光全既肆无忌惮、又昼夜不宁的原因———他在大卖官的同时，又对贿赂款收下后退回、退回后又收下、收下后又退回，辗转反侧。如此随着纪委监察机构查处的松紧而相机度事，可谓煞费苦心。但是，周光全仍然得以在巢湖市委书记任上平安维系，而后历经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委主任等职，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其他案件而被牵涉进来，周光全在巢湖期间的斑斑劣迹将永藏为秘史而使其“安全着陆”。

　　谈到腐败现象，人们常常会想到监督。目前，我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从党务系统的纪委到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再到人大以及政府内各种各样的监察和监督办公室等。但用人腐败还是时有发生，这说明，除了强化监督的威慑和约束作用，更需要在其他地方着力。要对官员的权力进行限制，不能让一些官员的权力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左右监督，使得监督流于形式，最后等于没有监督。这是第一个认知。

　　第二个认知是，权力是与利益挂钩的。从古到今的买官卖官都是基于利益而行的，“三年县太爷，十万雪花银”，其实从今天的某些官员的表现来看，并不为过。只要权力可以产生利益，更大的权力可以产生更大的利益，买官者就会想方设法花钱买更大的或者更有实权的官。如果官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不能够随意调动庞大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且处处受到程序的钳制，当官不再是种乐趣，而变成了一种负担，那有多少人会去买官呢？

　　第三个认知是，民主集中制出现了问题。仔细翻查卖官案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卖官者多是地方的一把手。这是由于民主集中制发生偏差，民主被集中所代替，而且主要“集中”在“一把手”身上，以至于一些地方“集体领导”被歪曲成“一把手领导”，这才会出现“卖官书记”。

　　第四个认知是干部任用制的方向被误导。一些地方在任用干部时，主要靠任命而不是民主选拔，而任命权最后落在“一把手”手里。试想，如果官员提拔的决定权不在“一把手”手里，书记便无官可卖，有人想为官，那最后只能在阳光下争取。

　　所以，治理用人腐败，仅靠监督还不够。还得斩断权力与利益的连接链条，扩大用人民主和探索任职选举制等。当然，说到底，仍然要对官员限权。权力小了，所附庸的诱惑自然也就小了，买卖官位的市场自然而然地随着诱惑的消除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