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椿桦

　　“买官”具有主观非法窃取国家重大利益性质，是种“贪污官职”行为。“买官”者“成功”后，会回收“买官”成本，其中就包括大量“卖官”。

　　著名的“卖官书记”——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近日坐上了法庭的被告席。和许多“卖官”者一样，周光全的“卖官”手法也以“批发”为主；在受审时，也免不了声泪俱下地哭诉：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对不起风烛残年的母亲。但周光全的受贿情节中也有“亮点”供我们思考，譬如，听到风声紧就退回贿赂款，风头一过又收钱。如此收了退，退了又收，反映出一些腐败官员如履薄冰又暗存侥幸的心态。

　　“收了退，退了又收”的微妙心理，充分表明受贿者是畏惧法律的。之所以让贪欲占了上风，大概是受了两种刺激：一是，他们作为重量级的官员，可以听到“风声”——什么时候严查，他们可以通过“内部消息”等渠道事先掌握。这种时紧时松的反腐形式，难免助长腐败官员的侥幸。另一刺激因素有必要重点关注，那就是“买官”者未必畏惧法律，因为他们犯罪成本低，设置“温柔陷阱”却难被追究刑责，客观上诱导周光全们“收了退，退了又收”，最终养肥了贪欲。

　　一个巴掌拍不响。某种意义上说，行贿堪称受贿的罪恶之源，是“卖官”行为之母。无买方自然就无卖方，“买官”者创造的非法市场，使得不少大权在握心存贪念的官员“一拍即合”、纷纷崩溃。但与受贿罪相比，现行的反腐法制体系对行贿者却要宽容得多。譬如周光全“卖官”案，直到案件开审前一天，巢湖市6名“买官”的处级干部才被免职；两名副市长和一名区委书记买来的“官帽”也只是上个月才交回。在36人的行贿名单中，有近20人是周光全的下属官员。正是这些人让周光全前后共受贿80多次达300余万元。但这些人并没有同周光全一起站上被告席。

　　行贿者不受刑事处分，并不鲜见，震惊全国的阜阳窝案是当之无愧的典型：受贿人早被判刑，一些行贿者居然仍将买来的“官帽”戴了一年有余。这就难怪原兰州市市长张玉舜在出庭受审时曾发出反问：“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行贿人的行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对拖人下水者的切齿痛恨，想必不只贪官张玉舜一人才有。

　　行贿当然也是犯罪，但在我国刑法中，行贿罪的“起步价”是1万元，远高于受贿罪的5000元。且行贿者如有自首或举报行为，常可免于刑事处罚。去年全国两会上有位人大代表呼吁法律将行贿与受贿同罪论处，因为这不仅能有效降低受贿犯罪，挽救官员，而且也符合“国际惯例”。欧美等西方国家对受贿与行贿行为均采取“零容忍”原则。这一呼吁得到舆论的赞许。但老实说，行贿与受贿同罪未必符合我国国情，要知道行贿者中也有受害者，有的行贿者是被官员勒索的，有的行贿者诉求本来是合理的，只因衙门作风所迫才不得不让正常诉求走非正常渠道。

　　行贿与受贿不适宜一概同罪化，并不表明“买官”与“卖官”不能同罪论处。因为“买官”不同于一般的行贿行为，拿钱“买官”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非法窃取国家重大利益的性质，是一种“贪污官职”的行为。并且“买官”者不法利益实现后，通常还会用不法手段回收“买官”成本，其中就包括攫取权力后也大量“卖官”。可见，“买官”与“卖官”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对“买卖”双方的均等化约束，是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官员廉洁从政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椿桦，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