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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门决策论坛第10期实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08日15:18  新浪公益

  (论坛学者看法不代表新浪观点)

  主持人: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主讲嘉宾: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点评嘉宾: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秋风(独立学者)

  周子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王广州(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何雪峰(《南方都市报》主任)

  主要观点: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之基础

  穆光宗: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秋风:物质主义将人看做物

  周子横:生育权应该交给家庭 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

  杨支柱:人口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经济倒退

  何雪峰:核心小家庭是工业化社会必然

  仝宗锦:我国对胎儿权利没有保障

  由中国政法大学、南方都市报、新浪新闻中心主办的蓟门决策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本期主题是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主讲嘉宾是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李建新。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蓟门决策第10期今天正式开讲。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在开讲之前先允许我对今天的嘉宾做一个介绍。今天请了两位主讲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同时也邀请到六位点评嘉宾,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仝宗锦教授,独立学者秋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周子横研究员,欢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教授,南方都市报何雪峰主任,对各位嘉宾莅临主场表示热烈欢迎!

  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

  近日,媒体爆出陕西镇坪县怀7月身孕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被计生委人员强行暴力引产的事件。冯建梅与邓吉元2006年结婚。陕西镇坪县曾家镇认定,冯建梅政策外怀孕,"不能再生育二孩,应当终止妊娠"。邓吉元说,当地计生局一副组长扬言:别说7个月,只要还没出生,9个月的胎儿他们都引产过。

  暴力执法的计生干部。《黄河边的中国》描述--河南某村民曾说:这些保甲长(他把乡村千部称为'保甲长'),对付农民的土办法是:超生交不出罚款,就带人来搬粮食、牵牛羊,甚至破门拆屋。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一句话。1957年7月5日,人口学家马寅初《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我国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第一阶段:1949-1953鼓励人口增长,限制打胎。毛主席对于人口有一些论述,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第一届会议:“我们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二阶段:1953-1956提倡生育,但有计划地节育提倡。第三阶段:1957-1964政策反复期。1959-1961三年困难后,人口反弹。1962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节制生育”。“文革”期间计生机构撤销,人口再次无限制增长。第四阶段:1970-1984严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1973年,国家计委把人口计划指标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1975年2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的积极效果: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71-2005年,全国少生约4亿人,出生率降至1.8%,国家节省74000亿抚养费。缓解人口压力。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计划生育的消极后果:一是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国际公认比例10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大、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二是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未富先老”困境。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绝对数量大、区域差异明显,人口老化与综合国力不相适应,即进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三是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2015年减少。未来10年内,20-40岁年龄段减少1亿以上。

  四是是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421家庭结构导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难所养"和"老无所依"。

  五是独生子女的性格健康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缺乏合作、共享和宽容精神。与老一代相比,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素质差,不及父辈勤俭节约,由此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比如韩国、美国、德国的人口政策不同。著名学者郎咸平提出在调整人口政策上,应采纳海洋法系的思路,让大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只有人口压迫生产力时候才需减少人口来解放生产力,中国现在与当年欧洲一样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说:第一代人口政策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二代人口政策“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以上是我们对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特别是它们的利弊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从刚才所呈现的内容来看,弊端很明显比积极影响要大得多,所以今天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国家现在又对《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我们请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下面有请主讲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主讲,有请!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之基础

    李建新:谢谢主办方,也谢谢主持人做的背景介绍,今天主要从几个方面论述一下。

  说到人口,我一般问大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90%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惊人一致:多!多的背后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事实陈述,一个是价值判断。我说人口做分子分母上下都不是人,都是负担。这个观念在中国30年来根深蒂固——任何一个人都不加思索的认为中国人多是负担。所以我们观察任何问题、思考任何问题都带有预设。比如今天来的路上堵车,学生食堂拥挤,肯定抱怨一句“中国人太多”,从来是作为负担。我们一直处在误解中。

  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大的方面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生育权利的问题,基本人权的问题;第二层次是人。人口又分为三个不同方面:首先是人口自身的变化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口作为变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最高一个层次是从宏观长远来看人口作为国力的力量怎么样影响文明兴衰、国力兴衰。今天我的演讲主要集中人口方面。

  人口是一切之基础,人口怎样变化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方方面面的逻辑出发,政治平稳、经济可持续、社会和谐、国防安全、文化传承、国力兴衰等皆与人口变化直接有关。那我们就看一看世界人口、人类人口是怎样变化的。

  人类人口史上99%以上的时间,人口处于高出生、高死亡。到了20世纪为中心时,更确切的说以工业革命开始启动了人口变化,从那时人口变量由惰性变量成为一个活跃的变量。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为中心发生了人类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我们通常称由人口转变带来的。这是一个标准的人口转变图,前面说99%的时间人类处在高出生、高死亡,而这样的结果是低增长,所以属于低端的增长。

  工业革命人口变量开始增长,20世纪发生了人类史上两个“前所未有”:第一是人口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另外一个峰值是增长量。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人口世纪中。现在给大家呈现的仅仅是数量。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数量变化只是一方面,内部结构还会发生变化。二元变化,一元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发展中国家还处于转变之中。未来世纪发展中国家引领变化。

  另一方面还要看内部结构,人口转变过程中直接带来了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什么是人口结构?这里说的是自然结构:年龄和性别结构。这里呈现的是年龄结构,比如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0年代开始内部结构变化不是特别大,但从21世纪开始这个指标的变化非常迅速,也就是说内部结构发生了迅猛的变化。

  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少年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上升,老龄少子化是非常形象的一个表现。日本人口学家黑田峻夫称之为人口世纪(1950年—2050年),上半个世纪表现出来的数量迅速增长,青少年儿童比例迅速增长,后50年是老年人口迅速增长,人口走向平稳,数量变化。一个人口的变化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结构。

  中国人口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国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但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刚才焦院长已经说了,最大的特点是这个过程为一个压缩过程。发达国家是自然而然的人口转变过程,而我们带有很强的压缩性,进而很多结构性问题出现。预测的数据是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年人口迅速降低,这会影响到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总体上趋势是一致的。但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现在有一种说法,“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老龄化是好事”,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这个话没有错,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逻辑关系是这样的,但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快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这就能回答“未富先老”,这是一个特殊之处。

  另外一个特殊之处是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急剧偏高、严重失衡,而这个急剧偏高、严重失衡也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这是我做过的一个预测图:不同年份婚配人口性别结构——这几个数据都是实际数据,2020年时是“剩女没问题,剩男大问题”,20—34岁属于婚配期间,而这部分人于1985—2000年出生的人口,十年以后他们通通都在婚配阶段,这时候的婚配比例失衡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千万、四千万,有理由相信还会更高,因为截止到2010的普查,出生比例的指数依然偏高,所以还会持续。这是我们国家和其它国家人口转变中没有出现的,这是我们的特殊现象。我们国家虽然作为世界人口一部分,在人口转变中也出现老龄化现象,但我们国家这种人口结构问题更加显著、更加特殊,就是我刚才说的老龄化表现加速,年龄结构老龄化、少子化,性别结构表现为严重失衡。更要命的是,到这时候我们是一个相互叠加的过程,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是叠加的过程,这样的话结构风险、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人口结构发生如此激烈的变化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先抽象的讲一下关于人口和经济发展,这是制订“计划生育”的根基之一,过于人口马尔萨斯那一悲观的论调——“人口过快增长是负担影响经济发展”;另外一种是西蒙的乐观论调——人口增长是优势,从人口发展史上来看人口多有利于发展;另外是一种中性观。在人类人口史上有三种观点,每一种观点背后都有坚实的人口事实作为基础。那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吗?至少在他们论述中是相互打架的,而且各位头脑中也会拿出不同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90年代时哈佛大学威廉姆斯做出新的论断,他的观点我概括为“动态结构观”。是什么样的观点?回到前面的人口转变,人口转变是由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出生率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怎样影响到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从动态结构观再来解释它与动态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三种观点统一,威廉姆斯用了这样的视角解释了东亚奇迹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是这么来的。现在把这三者统一起来,人口转变过程,在第一阶段时是马尔萨斯、马寅初的观点,也就是他们所观察到的,他们所论证的;第二阶段是前面我们看到的,第三阶段是乐观派观察到的;第四个阶段是中性观察到的。如果全部拉长看,乐观的成分可能要大于悲观的,要不然无法解释这个社会越来越发展,至少在一些指数上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再来反思马尔萨斯或马寅初的人口论实际上有很强的局限性,倒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更聪明。马尔萨斯、马寅初的人口论有局限性,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观察到人口事物整个发展过程,没有观察完。第二,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看到了整个过程。    

  还有一点是人口和资源环境。说人口数量多会危害资源环境:中国的资源环境已经到了极致,人口已经到了极限,再增长就要怎么样……有限和无限是价值判断问题,争论不清,没有适度人口概念,没有绝对值。资源环境问题是开放性的。

  现在上升到国力,国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包括领土、人口、军事,软实力其实是一种文化观念。硬实力和人口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觉得是经济发展为核心,人口和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要动态结构的去看。还有一个表现是国家的军力和人口,这个国家的军力肯定和年轻人口有关。前阵子将军们发现招兵难,后备力量已经出现了问题,这直接就影响到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是一种价值取向,是指秉承文明的人口,人口越大对文明的影响越大,怎么样具体的和软实力发生关系?首先是规模,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它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过往的例证:18、19世纪“两雄”争霸。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兴起,西方文明的复兴恰好也借助了年轻型人口的勃勃生机。当年英法之争,今天的世界版图是英国人口的属性文化源版图。老欧洲也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表现在经济与文明。

  20世纪的“三国演义”,硬实力主要表现在经济之争,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回顾一下,80年代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曾有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中国也模仿,要和美国叫板。但也从那时候开始,结构是迅速老化:日本65+%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还有美苏军事之争,这是硬碰硬的,一个经济,一个是军力。

  软实力例证,有以“刀光剑影”式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征服替代”,比如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本源上是两个民族,因为信了不同宗教,一个是伊斯兰教,一个是东正教,后来伊斯兰教民族增长很快,人口大大超过东正教,所以引发一场所谓的战争,而起因之一是这个地盘到底是谁的。也有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的“颜色革命”,奥巴马选举胜利有很多解读,但若从人口结构版图上解读会发现这是一种必然,50年前不可能出现,到奥巴马选举时已经有80%的白裔缩减为不到70%,尤其是选民。

  21世纪的我们称为“金砖四国”,真正的争霸还在四国之中,所以《经济学人》在论证美苏争霸时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也经常说龙象之争,所以看一下结构数据。在结构数据表现中,中国在四国中老龄化速度最快,如果65岁指标是老龄化指标的话,另外一种指标就是一个社会发展潜力的指标,即24岁人口数量比例,中国数量1.2亿,但50年以后减一半。美国数量不多,但一直是持续并且保持不变:10%。印度数量是不断增加的,包括创新能力,而且保持这个结构一直在10%。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追赶美国没有后劲,跟印度的“龙象之争”同样也没有后劲。“龙象之争”是一个象征,是命运:龙可以高高跃起,也可以重重摔下,我们常常嘲笑印度这个大象非常迟缓,但非常稳健。所以人口数据上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

  所以中国人口变化无助于中国国内进一步扩大和旺盛。再接着扩大范围,从空间的视角来看,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把人口因素纳入进去,人口发展变化背后人口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但按照前面的数据看到中国是不乐观的,如果把人口变化和历史的发展轨迹结合起来,再和我刚才第一张图呈现给大家的,就会看到多么的惊人一致,背后统统是人口在支撑着,如果进一步看也是二维的,先是西方,后是东方,最后东方超越了。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从前面看到的数据不乐观。所以从世界体系看,从历史发展500年看,西方新兴起有三大因,但还有一大因即人口因。

  所以我以马克思的一段话为结语:马克思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是我们的庆幸与悲哀。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在人口层次上鼓励多生,这不是追求数量目标,而是追求结构目标,只有结构合理了,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国家长盛不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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