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主持人：谢谢李建新教授，下面有请穆教授！

　　穆光宗：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跟各位专家、媒体朋友、各位同学进行交流。

　　一、计生政策是怎么出台的？

　　首先从历史上看一看计生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人口有什么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人口问题需要有一个大历史的眼光，这非常重要。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的9月25日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不仅是人口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出台了《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提倡”在后来变成了“只容许”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或者说多数的夫妇和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一胎化，不完全是一胎制。当然也有农村家庭，第一胎是女儿，间隔几年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一胎化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时代，追求的是低生育率，少生就是一切。现在还比较怀念70年代的政策定位“晚、稀、少”，少生不等于独生，5个孩子到2个孩子也是少生，5个孩子到1个孩子就发生本质变化。80年从晚稀少过渡到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中国从那时到现在就“以数为本”，当时追求人口数量、人口总量要减少，人口零增长、负增长作为战略目标，这是一条歧路，越来越方。强制推行的人口战略的代价非常大，比如人权的代价、生殖健康的代价、数据的代价，还挤压出少子高龄化的问题，挤压出性别鄙视问题等，代价非常大，危害也很大。所以有害加重无功于国家的政策。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可以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人口的认识各个角度分析为什么制定这样一个政策，因为制定这样的政策绝非历史的的偶然。80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计划经济本质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对人口增长非常敏感，因为人口增长会分享福利资源，即分母效应非常强烈。所以马寅初提出的人口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至今也依然也一些核心的价值，比如胎儿也有生命权，鼓励生两个孩子是生理行为等理论或价值取向我认为是可取的。人口红利理论或计划生育理论把人口给负面化、妖魔化，认为出生一个孩子是一个负担，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个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人才、劳动力，可以回馈家庭的抚养、国家的哺育，他是有生命周期的，有成长期、供给期。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说人口问题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成长到合格劳动力之前你能否抚养他们，抚养不了是你的问题，负担重；抚养得了就不是一个问题。这对国家、社会、家庭来说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体制背景。

　　我们经常怪罪马尔萨斯把中国人口增长问题描述为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穷人多了，人口增长继续了贫困的深化。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中出现人口自由、放任增长，那是计划经济、短缺经济。所以改革前中国调入的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80年以后调入的是政策性低生育、少子化陷阱，政策追求的是一定要1.5个孩子，地方上更加严格，误认为少生育率越低越好，少生是一切。广西一个农妇毒杀了很多孩子，她认为是给国家减少人口负担。所以计划经济具备一种自觉减少人口的力量，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人力得不到好的投资开发，很多劳动力窝在农村蓄水池中，隐性失业，包括几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没有教育的投资，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当时也缺乏生育的家庭计划，得不到信息、技术、医用药具的支撑，所以新增人口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包袱。

　　对于人口的认识，人口的正面被严重忽视：人高于口。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是天地之心。“口”体现了人口的统计性、规模性和变异性。李教授谈到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认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口与需求，有需求就要生产与创造，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口负面被严重扩大：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均指标论、压力论甚嚣尘上。

　　二、人口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

　　人口问题的转变是从社会人口社会学和经济学做的分析，中国人口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低剩余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恰恰相反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变。什么叫人口问题？学界有一定界定：人口内部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就成了人口问题。从外界来看人口发展与资源发展的矛盾达到了一定层面，外化了，也可以理解为人口问题。生育率低好吗？我们当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应该有底线，国内国外、古今中外都有答案。人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开发相互连，量变引发质变，对人口数量的调控一定要适度。

　　我们已经进入了后马寅初时代，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人口问题转向复合的人口问题，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问题，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政策型人口问题是跟一胎化政策有关的人口问题，和一胎化政策分不开。我们要禁止一胎化政策，所以调整政策的呼声如此强烈与迫切、异口同声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有依据的。

　　人口问题极其复杂，人口常常是问题的面相。人口问题：什么是人口？有青少年人口、老年人人口，有残疾人口，有男性、女性人口等，带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标识，所以什么人口？什么问题？人口具有变异性，会变化，有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多如果算是一个问题，人口少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参照系、评判标准。但人口学者都知道人口具有周期性，也具有强大的惯性。所以特别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当下的人口问题，质疑当下的人口问题是为20年以后的中国打造良好的环境。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是需求问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人口在智商上的竞争压力上升以及新生人口对家庭抚养能力的挑战等因素都会导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不要担心生育率不会低，而是要担心生育率会不会太低。

　　四大新人口问题：一是广义独生子女问题；二是年轻人口亏损问题，年轻人是国家极其宝贵的资源，一个人口大国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口强国？为什么南海争端中国不敢轻易亮剑？为什么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敢挑战中国？从人口学上中国有人口的弱势。年轻人口的规模决定着国家人口实力，因为年轻人身上蕴藏着宝贵的开拓力、创新力、生产力、消费力、战斗力。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人口实力，人口实力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适婚人的问题。四是少子、独子问题。

　　三、人口走向和中国抉择

　　我最近在《学习时报》发了一篇文章《重建大国人口观》，我的判断是一个事实判断：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部社会和谐受到挑战，在外部国家安全受到挑战，我们要“居危思危”。

　　另外要回到基础的问题上，厘清公民权利与政府义务的边界——家庭计划：自由自主复杂的生育；社会计划：政府正确引导、人文关怀、公共服务、福利共享和社会保障。生育的事情政府引导，但不能强制干预。我们需要体制创新，计生委虽然被大家批得体无完肤，但我希望能够把后续的后遗症问题承担起来，转型为“人口家庭委”。还需要思路创新，鼓励生育，保障家庭权益，稳定社会，优化人口，持续发展。以自由保障幸福，以自由促进发展，还权于民，造福于民，以人为本。要四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四方面是互相结构的，有机的发展。

　　小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低生育率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形势非常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重要调整迫在眉睫，可能的走向是小步快进，实际生育率调整到2，难度非常大，我并不乐观，在现有的格局中中国注定要一再的坐失良机，一错再错，中国将继续迷失在人口过多、计划生育的歧路上，我还看不到我所希望的光亮，谢谢大家！

　　秋风：物质主义将人看做物

　　主持人：谢谢穆教授，请秋风教授。

　　秋风：两位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他们的结论95%的赞成，唯一一个不是那么很赞成的是，他们用国家主义来论证计划生育的不合理。这样的论证有问题，这样的思路跟计划生育是一样的，相同的地方是把人当成物，把人口当成国家的工具，我觉得这样的论证思路不是很好，这已经是我下面要谈的一个重点问题，因为我不是经济学、社会学家，现在是一个儒者，所以从一个文化的角度讨论。

　　整个计划经济本身其实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计划经济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只看物不看人。国家计委对全国有多少种产品制定详细的生产、分配、运输计划，这个计划里眼睛看到的是物质的生产和再分配，人也只不过这中间物质中一种，为了增加生产，鼓励人口增长。后来发现计划经济是一个短缺经济，反过来控制人口增长。刚才谈到的短缺经济我突然想到托克维尔说过的一段话，在他论述美国物质主义时最后有很小的一章，里面论述了一点，我觉得这点能够揭示计划经济内在的问题或者物质主义治国者最后面临的困境，当你专注于物质生产时这个物质一定是短缺的、一定是匮乏的，因为托克维尔讲过人是靠心灵生产物质的，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如果国家信奉的是物质主义，眼睛里看到的只是物质，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那物质生产能力会逐渐下降，以致于最后陷入匮乏的状态。这是中国前30年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解释短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体制，这么一种国家精神，这么一种物质主义的国家精神是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基本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基础，这样的思想我想完全是反中国文化的。中国过去60年道统断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悖离了世界的看法或者说悖离了中国人对人的地位。大家知道一句话，古人讲“天地之中人为贵”，《尚书》中有一句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在古代圣贤看来，人是世界最珍贵的存在物，直接上承于天。我们大家都在讲天赋人权，可能很多人没有理解“天”究竟是什么含义，人的尊严来自于他授命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物质主义根本上否认了超越性的绝对的人的终极保障，所以就会把人完全看成一个物。当我们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时，要对整个20世纪横行霸道的物质主义做一个深刻的反省。所以我们会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最著名的是李银河教授，这真的是一个巨大讽刺，也是世界最离奇的事情，他们号称支持自由，当政府把手伸向妇女的子宫时他在欢呼，这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在座各位热爱自由，那究竟如何热爱自由？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一个超越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教育的严重扭曲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一胎化的子女在主宰着教育体系，所以教育越来越变态，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越来越劣质化，所有家庭觉得焦虑、痛苦，没有一个家庭会放松，所有家庭在子女上投入巨大成本。但事实上，这样的竞争毫无意义，就像锦标赛，不管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竞争，最后奖品只有几个。中国社会普遍的焦虑跟家庭结构的雷同有很大关系，这种竞争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远。中国家庭变成社会中的一个恶性竞争的主体，每个家庭和家庭相互之间把对方视为敌人，当代中国社会是霍姆斯意义上的丛林状态，每个家庭是战争单元，所有家庭投入竞争过程中。

　　第二是人际关系的扭曲，孔子讲“孝悌，人之本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在家庭中训练人与人打交道的技能，比如我有一个兄弟就可以训练出跟朋友打交道的经验，有一个妹妹就可以培养出跟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都是这样。现在这样的一个独生子女使这个孩子丧失了学习社会交际能力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我对独生子女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可能会寻找新的办法训练这种能力，而这需要漫长的转型过程，而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三是迅速老龄化、少子化，这会减少文明的获利，我们看到的是过去30年，经济有一定增长，这个增长让我们也看到了文明复兴的前景。事实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复兴、佛教的复兴。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文明的整体复兴。当复兴没有完成时，人口因素使文明复兴的步伐差不多要戛然而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社会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孩子越来越少，社会走不动，这本身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很大的暗示作用。

　　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重新制定家庭保护法。所谓的核心小家庭所带给人的幸福永远赶不上大家庭，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事例提示一下大家理解核心小家庭的政治意味。

　　还有很多其它角度，比如养老，最好的养老制度是家庭养老，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制度，北欧的国家福利政府也是一个摧毁人民的政策，我提出家庭保护法有几个要点：第一鼓励生育。第二鼓励婴幼儿母亲回家，在家带孩子，等孩子上小学时再去上班。当然这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保护她们的权益，实际上我相信可能有女性朋友说，这不是歧视妇女吗？我相信这是保护妇女，因为带二、三岁孩子的母亲她们的痛苦是未婚女性和男性不能理解的，因为要顾家、顾孩子、顾事业非常痛苦，如果政府设计合理，完全可以放心回家，等孩子上小学再去上班完全可以做到。第三，鼓励家庭聚居，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现在的城市结构，这么一个房地产模式不利于家庭聚居，里面涉及的需要问题需要解决。第四，鼓励家庭经营，不能盲目发展大型的超市，应该鼓励家庭经营，开一个小店，这些小店始终在社区，是社会网络中的商业，而大型的超市是一个巨无霸，是摧毁人民的。总之我的全部思考，思考人口问题要从文明的角度思考，思考所有问题要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因为归根到底文明才是人的尊严最终保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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