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张艺谋再次成为新闻热点。即使像张艺谋这样的公众人物，也如同超生游击队队员，东躲西藏。张艺谋表示，只要带孩子出去，总是拉开两百多米的距离，从来没有公开拉着孩子的手。
计划生育政策在2013年出现调整，对这一政策的反思也越来越多。公众与其说是批评张艺谋的超生，不如说是批评他拥有话语权却对计划生育政策不置一词，只是满足于寻租自己的空间。他一边超生，一边担任政协委员，却不曾因为超生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
钱理群先生批评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公众人物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远甚于大学，张艺谋堪称其中的典范。需要补充的是，“利己”本身不必完全否定，但是一边做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边唱着《英雄》式的高调，就接近于孔子所说的“乡愿”了。
文化领域的公众人物在2013年成为公共事件的焦点，并非孤例。梦鸽因为儿子的案件四处奔走，几乎贯穿了2013年。母亲舐犊之情可以理解，但在这一事件中，梦鸽的行为没有获得太多认同，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以至生发出“有这样的母亲，才会有这样的儿子”的感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人物享有特别待遇，成为一种惯例，甚至公众也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公众人物的“范儿”。进入微博时代，这一标准开始动摇，公众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公众人物在享有更多话语权的时候，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除了少数公众人物只以作品见诸公众，自己像隐士一样生活，绝大多数公众人物会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公众人物在面对具体事件时，常常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应对能力。公众人物的举动，没有起到示范的作用，反而成为反面典型。2013年夏天，韩红先后三次涉嫌违反交通法规，既有无牌驾驶，又有挪用车牌，只能再三致歉。在此之前，成龙涉嫌驾驶军车，同样引发关注。
正是从2011年7月的动车事件开始，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开始对公共事件集体发声，他们意识到自己就在动车之中，不是与之无关的看客。媒体关注明星的情感八卦，这是娱乐工业的应有之义，但是对公众人物的公共形象常有忽略，导致评价体系的巨大缺失，也使得许多公众人物拥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能赢得粉丝的追随。进入到微博时代，这种幻象逐渐被打破，关于公众人物的价值判断开始建立。公众人物将逐渐分化，各自选择并且公开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公众人物的形象危机刚刚开始，同时，那些拥有独立价值理念的公众人物，也将逐渐凸显出来。
(原标题：公众人物的形象危机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