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的心中，父母给予了子女生命，也就有了对子女“生杀予夺”的大权
本报特约评论员燕农
有关部门需要尽快完善我们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并培育儿童权利不可侵犯的社会共识与自觉，来遏住狠心母亲的“凶暴”之手。
4月29日，浙江慈溪市一国道发生一起幼女被扔至公路中间遭车碾轧致死事件，犯罪嫌疑人胡某系幼女母亲。目前，胡某已被公安机关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同时将对胡某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有目击者称，这位母亲因与丈夫吵架，才做出如此人神共怒的举动。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公安机关证实。无论是胡某精神有问题，还是夫妻之间吵架，抑或是背后另有缘由，这样一起让人不敢直视的事件，都深深刺痛了社会人伦之心，在呼吁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的同时，有必要冷静思考如何遏制狠心母亲的恶。
有专家认为，我国在立法和司法理念上普遍认为，未成年监护是“家事”而非“国事”。事实上，在一些人的心中，父母给予了子女生命，也就有了对子女“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外人不便干涉。但在现代立法理念中，父母与子女应该是平等的家庭成员关系，其不仅是“私法关系”，同时也是受国家保护的“公法关系”，而无论孩子多么幼小。
正因如此，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诸多国家，都建立了监护权撤销制度。美国的《儿童虐待和处遇法案》规定：公民遇到疑似儿童虐待个案的情形都有举报的义务；医生、护士、教师、警察遇到相关情况负有法定举报义务，未举报者以失职论。通过这样一套制度设计，构建了最大程度保护儿童不受侵犯的社会体系，更重要的是让儿童权利不可侵犯成为社会共识。
但我国的监护权撤销制度，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时”，才能依法启动监护权撤销程序。显然，这方面的儿童权益保护尚不彻底，而且法规条文操作性不强——对没有安全履行监护职责能力的，法律并未界定监护权利与撤销。
慈溪事件中，若胡某精神有问题，本就不具有安全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若因夫妻之间吵架，也需要有一种禁忌约束其不敢将怒火撒向年幼的孩子。所以，有关部门需要尽快完善我们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并培育儿童权利不可侵犯的社会共识与自觉，来遏住狠心母亲的“凶暴”之手。相关报道见11版
（原标题：母亲公路扔幼女不是“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