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规，明确“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最高法新闻发言人介绍，所谓向社会公示，原则上应当通过互联网公示。(4月29日新华网)
有报道称，全国目前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但在押的贪腐官员获减刑的数量大大高于该比例。集中在“前官员”群体身上的减刑、假释，招致沸沸扬扬的争议，甚至有损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原本包含司法善意的减刑、假释制度会在具体的执行中走偏，关键在于此类执行的相对封闭性。在当下的制度安排中，减刑、假释决定的给出，多集中在从监狱到法院的单一运作程序中，再加上权力因素的影响，出现涉及减刑与假释的腐败现象不足为奇。
如此看来，此次最高法减刑与假释新规的最大亮点，显然在于“互联网公示”。法的善意只能以严格的程序载体和监督来兑现，公示正是一种看得见的监督。将公示上升到“互联网”层面，无疑是对监督权的主动拓宽：信息在网上流传意味着公示期限的无限延长，也意味着它要经受更挑剔的审视。
不过，公示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追责措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如影随形的监督，有从未远离的责任厘清，减刑与假释才能重新回到激励性的起点。
（原标题：假释新规亮点在于“互联网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