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习近平面临的“三大挑战”

2014年08月15日13:53  海外网 收藏本文

  清代学者魏禧曾经说过:“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也是中国的政治观察者的通病。

  比如评判历史人物,我们往往喜欢高谈阔论,满眼只是对方的毛病和失误,“将智人说得极愚”,这是事后诸葛亮的水平。又比如看当今反腐,我等局外人感受到的只是老虎苍蝇纷纷落马的视觉快感,却难以体会当事者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的那份决绝。

  新一届中央执政以来,诸多新政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也成效颇显。前不久,有媒体盘点了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三大建树,一时广为流传,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心所向。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巨大成就因改革获得,种种矛盾也因改革生成,也必须在不断改革中破解难题。这一年多的反腐、改革,成效显著,但万里长征刚开始起步,切不可自鸣得意、固步自封。

  首先是反腐问题。

  “今日看他起高楼,明天看他楼塌了”,十八大以后,中纪委的反腐节奏之快,效率之高,创了记录。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个省部级以上高官落网,包括副国级的徐才厚和苏荣,以及正国级的周永康。可以想见,擒到了最大的老虎祭旗,对整个官场的震慑力是极其巨大的。之前,还有不少官员以为中央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能又流于新的形式主义,但几场反腐硬仗打下来,怕已经没人敢怀疑中央的治腐决心。

  在强力反腐的震慑下,官员的确收敛了很多。同时,高档酒水降价了,高档餐馆搞外卖了,这些之前被公款消费吹大的畸形消费正逐步恢复理性。可以说,第一阶段的高压反腐,达到了“不敢腐”的初步效果。

  虽然,有外界指责这次反腐有运动化的嫌疑,但王岐山并不讳言,称反腐就是要先治标,后治本。反腐的确需要靠制度,但再好、再完备的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如果整个官场风气败坏,潜规则盛行,制度只会成为摆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官场上下层对“猫鼠游戏”早已熟稔。这些年,我们对腐败问题下的文件、立的法规不在少数,但依然难以制止腐败蔓延。原因还是出在“人”身上。

  所以,通过反腐,强力整肃官场秩序,营造更加清明的政治生态,是为下一步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铺路。这个从治标到治本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孔老夫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千年前的治理格言,洞察人性。用一种高压反腐,短时期能造成震慑,但这些官员真的服气吗?真的打心眼里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感到耻辱吗?反腐只要一松劲,极易导致腐败反弹,甚至加倍反弹。孔夫子开出的药方式“德”和“礼”,中央开出的方子则是“制度”,要让官员“不能腐”。

  如何为权力扎牢笼子?这个是习近平下一阶段面临的一大挑战。

  其次是改革问题。

  说到底,反腐只是手段,改革才是最终的目的。要改革,首先要整肃队伍,把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就像行军打仗一样,任何一个将领治军,首先要强调纪律,要“杀伐立威”,没几下杀威棒下去,难以让涣散的队伍重新振作精神。

  两年多的反腐,官场风气为之肃然,但毋庸讳言,很多官员也因为害怕犯错,畏葸不前,萌生做“太平官”的思想。不腐败了,也不干事了。改革者在上头累死累活,底下就是推不动。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所有改革的劲儿都化为无形。

  所以,治贪的同时,还有个治庸问题。如何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异常紧迫。

  习近平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并向“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雕塑致敬。这对外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改革,依然是本届中央的头等大事。

  但深入推进改革,谈何容易?三十年间积累的矛盾又岂在少数?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红利?如何摆脱粗放型经济,走上科学发展道路?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关系,让社会更加充满活力?尤其迫切的是,如何解决因三十年不合理的权力与市场关系,孽生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是改革最大的拦路虎。

  所以要通过反腐打击利益集团,为改革清除路障。要通过简政放权,将不合理的权力消减掉,把更多的主动权让给基层政府,让给市场和企业。但这也并不容易。总理李克强前段时间就爆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拍了桌子,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震怒。可见,要想从老虎嘴里拔牙,让拿惯了印把子的权力松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就是现在改革面临的严峻现状。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这个硬骨头,可不好啃。

  最后是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是所有改革最基本的保证。我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遇到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三十年的和平时期,抓住了发展机会。从国际现实看,再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和平发展,也是可期的。

  但这并不说明现在天下太平。

  有人把中国现在面临的战略难题比拟成清末的同光时期。这个并不确切,清末的同光中兴,历史证明只是清王朝的回光返照。中国现在正在处于上升期,这是毋容置疑的。至于同时面临东西方向的战略挑战,这是清末以来的战略常态。

  东边自然不用说,主要的威胁来自海上。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日本、菲律宾等国自愿当美国的马前卒,利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不断挑事,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干扰。

  而西边的威胁,主要来自中亚的恐怖主义势力。随着中国西部的对外开放,盘踞在中亚的宗教极端思想也开始渗透,鼓动西部的穆斯林群众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经济社会矛盾。这个背后有很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不少西方势力参与其中,煽风点火。

  东西受敌,重复了清末以来海防和疆防的战略难题。中国现在东西方向的战略压力越来越大,也同样面临着战略抉择的问题。

  从现实看,稳定西部,经略东南,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也是这样做的。西部依然要保持稳定,对恐怖主义形成高压态势,以保证西部发展和中国向西直达欧洲的战略通道安全。从近两年的现实看,中国处理东南海问题,比之前更主动积极。

  比如,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对菲坐滩废舰实施隔离限制、981钻井平台南海钻探油气资源等,这些措施为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

  但习近平依然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况当中。他一方面要让民众看到新一届中央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同时,又要避免擦枪走火,事态恶化,影响国内的和平发展大局。

  这个战略拿捏,也是对习近平战略平衡术的巨大考验。(文/独孤九段)

(编辑: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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