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门槛高低与速率快慢，一直被社会学家们认为是认识社会活力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对上述问题的附和，中国社会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近年来已经被多次讨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针对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做出的统计，更是被频频引用。刘云杉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借助学者的研究，大众舆论展开了对农村学子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被边缘化的大讨论。而学者、媒体人和公众针对现行招考制度的批评，以某种方式进入政府决策的议程，甚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内容。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由习近平主持的会议，会议指出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
政治局的决议往往是宏观性的，所以，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以及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一说，虽然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方向，但具体如何实施，比如提升的幅度有多大，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倾斜，还要等待具体的政策出台才能得到释疑。不过，大方向的给出至少表明，中央已经意识到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危机的问题所在。换言之，教育关乎起点公平，认清教育问题，某种程度上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维稳”。
社会学意义上有关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其论述不必再赘述。眼下，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如何制定好一套“公平”的政策，方为最重要的议题。从提高高考录取率和增加重点大学录取率的角度出发，中央对于偏远地区学子的倾斜主要是高考录取一个环节的重视。这一政策显然极其重要，在进入社会竞争之前，高等教育质量的优劣非常关键。
不过，仅仅是高考录取环节的倾斜是不够的。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此前感叹的，农村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又怎么上重点大学？在中国现有的高考体制下，激烈的竞争不是从高考开始，而肇始于小学阶段，尤其是初中和至关重要的高中，能否进入重点几乎就决定了能否进入好的大学。如果不能对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进行资源分配上的倾斜，那么中央政策的初衷将可能难以实现。而这里涉及的城市中小学占有资源比例大大高于农村中小学的情况，能否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将是对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最大考验。
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向偏远地区倾斜的政策还需要注意一点，即“地区”概念是否应该被进一步审视。在教育部公布的信息中，2012年以来，教育部等5部委每年在高校招生计划总增量中安排1万名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到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万名。然而，这数万名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是否真的是“寒门学子”，却要打上一个问号。即便在一些落后地区，当地最好中小学的学生也大部分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或者家庭条件比较优裕人家的孩子，真正属于寒门的学子，在占有教育资源的起点上，依旧处于弱势地位。
2011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学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杨东平、廉思等学者的调查结果，也都与上述比例相近。在认识到问题严峻性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认清问题的复杂性，意识到资源倾斜分配需要更加精确这一点显得至关重要。高考录取比例倾斜固然很好，但中小学优质资源的供给，以及针对贫困学子的精确帮扶，这些同样不可或缺。上述几点如果能够多管齐下，那么就将帮助偏远地区的人们恢复确立一个信念：上学能够改变人生，知识亦能改变命运。
（原标题：[社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社会才能动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