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仅有政策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正视地方现实，降低自筹部分，加大更高层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政策愿景才有可能化为现实。
今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给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师生回信中指出“消除贫困或难短时兑现，创造公平必须刻不容缓”。长期以来，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师工作任务繁重，条件艰苦，交通、通讯等生活成本较高，生活压力较大，难以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在这些地区任教。
5月下旬，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发布的《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状况调查研究报告》，用“边缘化的打工者”来描述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群体的生存、精神状态，应该比较中肯。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被“边缘化”，部分基于地缘属性，部分基于身份属性，尤其是后者，哪怕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教师、民办学校教师也不免被“边缘化”。“打工者”成为这一群体的社会认知或自我认同，昭示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的巨大落差。
乡村教师与农村教育两位一体，农村教育要均衡发展，校舍是基础，教师是灵魂。没有好教师，就不会有好教育。总量不足、结构老化、素质偏低，缺少优质乡村教师，农村教育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在乡村教师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收入始终是第一位原因。总量偏低是短缺问题，城乡不均是公平问题，两种问题制造了双重焦虑。假如，乡村办学标准优于城市学校，乡村教师收入高于城镇教师，过往许多靠行政力量、政策之手难以解决的问题便可得到缓解。如此，乡村教师就不必老想着往城里跑，城镇教师也不会视下乡任教为畏途。甚至于，当农村教育呈现洼地效应，教师出现逆向流动也有可能。纵观全球，乡村教师收入比城市教师高并非天方夜谭，在一些国家确实如此。
教育部、财政部于2013年9月13日印发“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后，教育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补助政策逐步实施，农村教师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农村教师收入水平将高于城镇教师。规划蓝图很诱人，想不沦为“画饼”却很不容易。按制度设计，补助采取“地方自主实施，中央综合奖补”原则——地方是责任主体，具体实施时间、补助范围和对象、补助标准和资金来源等，均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担子一旦推到地方财政肩上，就无法绕过投入意愿、财力不均以及与其他行业收入平衡等问题。
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仅以地方财力论，财政运行良好的地方可以不打政策折扣给乡村教师提薪，财政状况恶劣的地方要么不发，要么欠着，新账变旧账，旧账变呆账，结果又“空调”。可见，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甚至还想比城镇教师高，仅有政策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正视地方现实，降低自筹部分，加大更高层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政策愿景才有可能化为现实。作为地方也要有所作为，毕竟乡村教师需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许多非物质待遇，职称、进修、社保等等。譬如广州市就拿出入户指标专门供给民办学校教师，公共政策倾斜体现管理者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农村教育形势严峻，乡村教师待遇是个抓手。乡村教师待遇问题应该有一个解决方案和时间表，不能一拖再拖，拖到若干年后再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