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上的新设计师”，这不是笔者的形象化描述，而是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治国理政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是对中国大国道路的客观需要的认识。
每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道路上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设计师。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裴逊，他们创设了美国，制订了适合自己的政治框架和发展路径，由此使美国有了百年辉煌。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原因，西方设计师带有群体性、交互性特征。除了政治精英的贡献外，还有一批思想家的参与。英国哲学家洛克设计了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设计了公权与私权界限与契约关系，英国的亚当·斯密设计了自由主义经济与小政府大社会等。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我们更强调思想和政治的统一性、一元性，因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又由于其所处的决策地位，而起到决定作用，进而成为独立的设计师。此外，由于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只有大变革来临，才呼唤新设计师的诞生。比如，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重大转折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开拓新路，这个新路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改建，并且结出硕果，而被尊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今日中国又到了大变革时期。第一，中国的国际角色在转变，由跟着别人的音乐和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的制订。这意味着中国正走在大国道路上。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快走稳，关键在主导者。换句话说，我们既然认定西方霸权不利于世界和平，就必须设计出新的超越别人的新秩序、新规则。这离不开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与设计。
第二，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背后需要科学理论作支撑，也要更新政治观。比如革命阶段共产主义路径是消灭资本主义，有了后来的“输出革命”；而今我们讲“命运共同体”，强调和谐共处，明确“不输出革命”，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实现的路径必须调整。换句话说，共产党领导的执政道路只能靠当代思想家、政治家来设计。
第三，经济和社会转型，涉及权力运行模式的重构，而新常态的确立不能靠旧有的经验和做法，而应有大理论的支撑。既然坚持“两个不走”，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更科学更通达。邓小平已开启这条路，但要成熟完善起来，必须将实践升华为理论，复归指导实践。这是十分重大的时代命题，必须在设计师的主导下完成。
所以，新设计师不是荣誉，而是责任，是党和人民赋予习近平的神圣使命。习近平承担起了这样的使命，正进行着一系列新设计。他上任以来，高度重视精神大厦的建设，把共产主义视作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这是上树信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制定八条新规、开展“反四风”，强调依宪执政，依法行政，这些既是规范权力运行，也在确立价值坐标，引导价值取向，这属于中立坐标。以“打老虎拍苍蝇”为标志的反腐行动，让掌握公权力者有所敬畏，这属于下划红线。至于他提出“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与美国梦、亚洲梦、世界梦的关系，则是提出了新国际观。这些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当然，中国的大国道路设计处于进行时，而不是完成式，今后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