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祥
改革的确繁荣了中国经济，于是现在的人喜欢说“分享改革的红利”，但是饮水思源，改革的红利又是哪里来的呢？
如果说改革的红利不少是由改革前的革命带来。或者说后30年不少红利是前30年的制度转轨带来的，会不会有人不同意？
其实，改革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正好是改革后产权逐步明晰、渐进市场化、“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资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改革的深化，慢慢地再衍生出部分市场资本主义、外来资本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改革的高速度是改革前的革命带来的。沿着这个思路，甚至连今天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可以说是改革前的革命带来的；同样许多人的发财致富也是改革前的革命遗留的；2000年前后国有银行大量改制上市，2008年前后外资纷纷“解禁”，不少赚得“盆满钵满”，也难以否认这是“革命-改革”的“制度性变轨”带来的“红利”。
从“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斗私批修”突然转轨到“包产到户”“承包制”“抓大放小”“MBO”“股改”等，先让经营权普遍搞活，再让国有产权“孤立”在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时又没有“物权法”，确实难以避免被“零敲碎打”，人们突然兴起的“发财梦”加上“胆大”的“侥幸梦”，终于汇成了一股“极端自私自利”的暗流、潜流，真应了一句“物极必反”。好在国家还是掌控着市场资本主义、外来资本主义。尽管市场中“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但是国家还是最后的“守夜人”，还没有完全丧失“维稳”的能力。尽管市场流失了些革命的价值以及改革的红利。但是对于革命和改革来说，只要国家最后还能够清除腐败，那革命和改革的最后“净值”也许还是“正”的。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上，很多人认为革命极左，改革极右，无论怎样原本它们都不希望腐败。当初的制度选择是符合当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在当时也都一定程度地解放了生产力，从资本保值增值的角度，要是没有这前后30年的理想主义、前后30年的“相反”，可能就没有这60多年世界第一的高速度。从这个角度，如果说革命是“黑脸”的话，那么改革就是“红脸”，尽管二者“相反”但是却“相成”，对比那些看似“相辅”、却因为“同性相斥”，反而难以“相成”的国家，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前30年的积累成就了后30年的速度，但如果要让这个速度善始善终，还必须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迅速构建一个“社保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三农现代化、金融现代化”的框架体系，矫正“革命-改革”模式的失衡与扭曲，或许只有这样才可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作者是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