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随着跑道清理工作完成，因土耳其飞机降落事故而连续关闭4天的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已于3月7日重新开放，滞留尼泊尔的数千中国游客终于可以启程回家了，预计两天内就能解决中国旅客滞留问题。这起意外事故已经解决，但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是长久的。
在这次多国游客滞留尼泊尔的事件中，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已经做了他们该做、而且能做的事情，但个别滞留中国游客没有足够费用，通过网络媒体要求当地中国使馆为其承担费用，并在街头打起“我们要吃饭”的横幅标语。
这一次中国游客只是因为别国飞机事故而滞留，谈不上是遇险。个别人的要求显得有些非理性。在更广阔背景上看，正值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增多、中国海外资产急剧增长之际，国家自当维护每位在外中国公民的合法合理权益，国民同时也需分清力所能及和力有不逮。在寻求海外领事保护的同时，国民也需更多些主动性，对个人人身安全更为积极负责。
进一步推广到中国海外资产保护问题。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也带来风险的快速积累，接二连三的海外投资受阻和海外中国公民遇险事件激起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关注，要求政府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服务和支持的呼声有日渐高涨之势。
如果说此前中国企业对投资海外足将进而趑趄，我们工作的重心应当是激发企业投资热情的话；那么，海外投资今日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时尚”题材，我们无需担心企业会因为过分的谨小慎微而贻误海外扩张之良机。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企业海外扩张可能蕴藏的极大风险。
有鉴于此，在防范海外直接投资风险方面，政府需要积极地有所作为，比如采取措施有效遏制盗抢匪徒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气焰。但这一切作为都只能是有限干预。在实施这种有限干预时，我们需要践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以企业自救措施为主，政府保证机制为辅。
尽管我国扩大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覆盖面，但因此就指望能够覆盖全部政治性风险是不现实的。这既超出了国力的承担能力，又有激发企业的不当道德风险之虞。企业过度依赖政府出面事前防范风险、事后化解危机，必然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生存能力，也会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外交难题。因而，在走出去方面，尤其是企业，都应以主动作为为主，什么都指着政府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国家资源的过度消耗。▲(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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