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亚投行是国际关系的里程碑，在世界政治中有分水岭性质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亚投行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政治意义，那就是改写了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式。
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革，基本上都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霸权国与挑战者强强为敌而导致战争，战争或竞争失败而导致秩序塌方后重组。从确定近代国际体系起点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到拿破仑战争之后维持欧洲国家间均势的维也纳体系，再到二战后大国主导的联合国体系，甚至冷战后的美国单级霸权体系，莫不是对先前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后的重组，是典型的制度突变，重组后的国际体系莫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制度。
亚投行改写了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式。第一，化蛹为蝶式的蜕变。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在维持并尊重既定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在既定的国际秩序内脱胎而来的新力量。如前，300年来的国际体系流行的是“强权即公理”的丛林规则。中国的崛起以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通例，虽是美国压力下不得已的产物，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因此亚投行也可以看成是“和平崛起”战略所结出的喜人果实。
第二，第一次由亚洲人主导的国际体系变革。近代以来，日本努力参与甚至主导国际秩序，发动战争终以失败收场。亚洲开发银行不算日本主导，背后还有美国。亚洲人从未在国际体系建设中发挥过主导性作用。如今情况变了，国际关系理论应得到修正。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都是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史的量身定做，是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这次，“七国集团”的小兄弟们纷纷挤进亚投行创始国之列，这种改写历史的行为也必将改写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从维也纳体系之后，西方优势形成了文化上对其他地区的偏见和歧视，而冷战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战争，将过去100多年积习而成的文化偏见制度化。为此，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包括亚洲开放银行，其援助均带有意识形态条款，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因此被改变，但并没有变得更好。与意识形态规则不同，亚投行按发展的需要原则进行投资，按照“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去援建。对此，中国人视其是对既定国际制度的补充，而美国人认为是对其观念化规则的威胁。
第四，变局的渐进性。中国人主导的国际机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不同于过去那种秩序塌方而导致的突变，而是在既定国际秩序下演化而来，亚投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必然是渐进性的。也就是说，观察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以亚投行为标志的新秩序到底如何个新法。
中国人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贡献世界。从毛泽东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所确立的和平与发展主题，再到今天亚投行所体现的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战略思维，内涵是一以贯之的，即和平共生、和谐共处、天下太平。这种坚持不变的追求背后是一种中国文明基因共同体的支撑，而天下观、和为贵、求同存异、民本无疑是中国文明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亚投行其实是一种天下观的体现，是“民本”在另一个场域的延伸。西方人也许一时难以理解，他们要习惯中国人的文明规则，需要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长期有序有效地运行。▲(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