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仰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如何应对西方挑战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严肃问题。李鸿章指出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中国“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这个结论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界逐渐形成的共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提出的一种构想。
西方发动的鸦片战争严重缺乏道义，但中国只能接受战败的结局。为此，从道义出发，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合情合理，因为中国不可能不要道义，只要强权。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体西用”遭到严重质疑，甚至被抛弃。一些人认为，“西学为用”难以单独实现，必须像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那样学习西方的制度，才可能使“西用”有完整的社会环境。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实行了西方化的宪政，但是，面对北洋政府的制度儿戏和军阀混战，部分社会精英又认为还要改造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简言之，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时期认为“器物不如人”，提出“中体西用”；戊戌百日时期认为“制度不如人”，提出变法维新；五四运动时期认为“文化不如人”，提出新文化运动。面对西方的挑战，如何改造中国，明显地逐步升级。
这一升级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文明发动战争的逐步升级。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民族救亡，开出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的猛药也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看到西方文明难以摆脱的战争基因。
然而，后来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八年抗战中，“血肉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器物依然不如人，中国的制度依然同西方不一样。中国之所以能赢得战争胜利，关键之一在于中国的文化。屈原、岳飞等历史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获得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民族英雄的地位，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无数普通中国人都自觉迸发出“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义无反顾地以各种方式投身抗日。正是在中国文化元素的号召下，结成了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今天世界上依然有战争，但“落后就要挨打”即便是事实，也不再是真理。西方国家今天在发动战争时，不得不披上道义的虎皮。于是，中国文化注重道义，只将战争作为防卫手段的传统成为世界舆论的主流。如果世界向中国学习，就有可能带来广泛的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是西方几百年来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中体西用”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方向。西方文化强调的所有价值并不是西方的独特发明。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在内的文明元素，中国从来都不缺乏，也不落后。由于数千年延续的历史，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有着独特的构成和制度性的结构，它未必落后于西方的制度设计。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反思“中体西用”的立足点。▲(作者是北京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