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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文彪
9月12日下午有人爬上广州环市东路广安大厦前的跨路铁架上自杀，结果造成环市东至
火车站大塞车近两个小时，最后主演者勇敢瞄准消防气垫跳下来。9月11日也有一男子跳上工地塔吊要自杀，3小时后终被警察劝回地面。针对连续两天有人爬上城市设施要自杀，李职贤在9月14日《南方都市报》撰文写道：营救人员分工行动，劝说的说得唇焦舌敝，铺气垫的忙得屁股朝天，救护车严阵以待。结局大多也一样，就是自杀者被劝服救回地面。如果真是这样，那该凭空增添多少人为的交通阻塞呀？再说警力本来就不够，现在还动不动就要去劝服自杀者，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李文提出《不能用城市设施进行“自杀秀”》是担心造成城市公共资源的浪费。用心虽然良苦，但这种“劳民伤财”是否不值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不管这种爬上工地塔吊行为是否是场“自杀秀”，都不能表明这种大营救是没有必要的。大家所以会自发行动起来进行营救，肯定是因为当事人当时确处于相当危险，随时会被失去生命的境地当中。能说此时进行营救是没有必要的吗？退一步讲，即便当事人并非是真的想弃命而去，但站在那个位置，能完全排除一失足就掉了下去的可能吗？仅从这点考虑就并非没有必须予以营救的理由。更何况彼时彼地又何从去判别是否是一场“秀”？面对一个生命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来得及或说应当不紧不慢地去对此进行甄别吗？万一判别错误，造成生命的消逝怎么办？所以说不管是否是场“自杀秀”，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地调动各种必要资源进行营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为防止最坏情况发生，这种“劳民伤财”并非不值得。
调动警力去劝服自杀者又有何不可？警察的职责不就是防止人民生命健康免受不必要损失吗？政府部门本就是为社会服务而设，营救处于危险当中的生命本就是在履行职责。“虽然”欲自杀者最后走下了危险平台，但这绝得不出公共资源因此而浪费的结论，相反这是公共资源发挥了作用。即便本意是想“作秀”，因此走下来而脱离了“无意的危险”，这种“劳民伤财”也并不能说就是不值得的。相反如果为节约公共资源而“惜救”以至造成生命与健康的损失，那其实反倒是公共资源的真正浪费。公共资源并不就只能是为群体性事件而用，因为公共正是由每一个个体所构成。
尽管成功脱险耗费了不少公共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在这营救事件中出现了政府的身影，突显了政府的作用，作为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务人员作为了，履行了自身职责。相反不予以积极营救以至造成生命损失，即便是出于节约公共资源的初衷，那也会是一种渎职行为，公众更不会答应。
这种“全民动员”式的营救尽管导致交通一度堵塞，部分市民经济上也可能遭受到一定损失，但却也进一步弘扬了无私救助他人的良好风尚，等于是在民众当中进行了一场敬重他人生命的教育，对于清除那种自私自利冷漠心态的蔓延不无益处。这样一场“全民动员”式的营救也等于是在告诫每一个人：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每一个人为了自己与他人都应珍惜自己的生命，轻易放弃生命亦会给亲人、他人与社会带来悲伤，是所有人所怒愿意看到的。
李文最后“希望立法机关能够制订出一部关于‘自杀秀’的法律，那就是自杀者无论以什么借口要自杀，都不能利用我们的城市设施进行‘自杀秀’，违者如造成交通阻塞、浪费警力和物力等的，要追究其或其家属相关责任。”这是否是说“如要自杀就该找个小地方自己了断”了呢？一些人选定公共场所进行自杀，就表明其在内心对是否真去还是有所矛盾，对生命依然是有所留恋的，而这正让我们更看出了积极营救的必要。这样一部惩治法律也无有可行性，因为内心是否是真的想自杀是不可能存在扎实的法律意义上的“证据”的。我们更要防止那种“法律万能主义”思维，那种试图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纳入法律管理当中去的努力。不要让本已悲苦的人再雪上加霜，同时请给关爱与道德留下一点空间！
这样一种“全民动员”式大营救凸显了政府作用，弘扬了社会正气，强化了无私助人的社会风尚，所以即便是造成一些时间与经济上的损失也并不就仅仅意味着是种“失去”，相反一个政府与社会在人的生命面前“惜救”，那是不管出于多好的初衷都会让人觉着悲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