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在语词的密林中

　　——一张“百字表”和一份杂志的十年

　　是“挖墙角”还是“挖墙脚”？是“食不裹腹”还是“食不果腹”？是“床第之私”还是“床笫之私”？要信心十足 地作出选择，对许多文字工作者来说，可能会是一种痛苦。假如有一天，有人给你一张字表，对你说：“掌握了表中所列的100 个字，就可以减少一半的文字差错。”你或许会将信将疑：有这样的好事？

　　外滩特约记者凌云木／报道

　　2005年4月22日，《咬文嚼字》杂志，举办庆祝创刊十周年大会。会上，正式公布了他们编制的《当代汉语出 版物中最常见的100个别字》(以下称“百字表”)。

　　很快，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予以报道。至发稿日，记者用“百度”搜索了一下 “100个别字”，已有一千多条相关报道。“百字表”借助发达的现代传媒，已迅速传播流布到各地。

　　一本创办于1995年的32开48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以“咬嚼”错别字为己任，毫无行政色彩，编制出的一张不 到千字的看似平凡无可道的字表，何以赢得如此的关注和“权威”？

　　“百字表”的诞生

　　“我们编制这张‘百字表’完全是出于一种文化责任。”《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对记者说，“如果这100个常见 别字的问题能够被解决，出版物中的差错率将可能减少50%。”

　　郝铭鉴介绍，近年来，中文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堪忧：2003年《咬文嚼字》受新闻出版总署委托，检查全国教育期 刊的编校质量。结果，万分之一以下差错率的，不足25% 。

　　2004年，又检查全国获奖期刊，差错率万分之一以下的，不足28%。《咬文嚼字》编制这个“百字表”，就是 希望能大面积地提高国内编校人员对错别字的判别能力。

　　然而，这张看来简单的“百字表”的诞生并不轻松。

　　“可以说，这份‘百字表’的编制，从杂志创刊时就开始了。自1995年《咬文嚼字》创办以来，我们就有意识地 积累各种出版物中的错别字实例。同时，杂志在承担有关部门交办的书刊编校质量检查工作中，逐年分析错别字发生的频率， 对许多容易写错、用错的汉字，有了相当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郝铭鉴说。

　　多年来，《咬文嚼字》杂志一直与全国众多的出版社、报刊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特约100家出版社、期刊社协 助统计各自在编校中发现的常见用字差错。今年，又印制了4000份左右的《征求意见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专家学者、 出版界人士的意见；开展了十多次调查访问活动，与广大的文字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对“字表”的看法。用“十年磨一剑” 来形容这张“百字表”可谓恰如其分。

　　说到未来，郝铭鉴说：“过去的十年‘咬嚼’，常常是碰到什么‘咬’什么，零打碎敲的；未来的新十年，《咬文嚼 字》将更加注意探讨语文差错发生的规律性。”

　　他表示，在完成“百字表”的基础上，将再接再厉，进一步推出“500字表”、“1000字表”……

　　从“给城市洗把脸”开始

　　如果说“百字表”是一个难产而价值不菲的“蛋”，《咬文嚼字》便是那只下蛋的“鸡”。《咬文嚼字》——这只盘 旋在语林的小小啄木鸟，是怎样穿梭飞翔在词语的密林之中的？

　　郝铭鉴也是《咬文嚼字》的创办人。

　　他向记者回忆说：“创办《咬文嚼字》的原因，客观上，是看到了国内‘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问题的严重性 ；主观上，在编辑实践中遇到不少语言文字问题，很想有个探讨、交流的园地。具体萌生办刊的念头，则是受到了吕叔湘先生 的激励。在一次全国语文报刊会议上，吕先生指出，全国有100多种语文报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偏于语文研究，一 类偏于语文教学；而当前令人担忧的，倒是社会语文运用，小到错别字，大至篇章结构，问题成堆。他大声疾呼，希望有人办 一个针对社会语文应用的刊物。”

　　《咬文嚼字》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粉墨登场的。

　　1996年《咬文嚼字》合订本出版前，曾经征求过几位语言文字专家的意见。吕叔湘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办一 个刊物，专门纠正语言文字使用过程中的毛病，这是我多年的希望。《咬文嚼字》就正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一本刊物。”

　　不断咬嚼各种社会语文差错，开展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活动，是《咬文嚼字》的特色之一。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的“给城市洗把脸”活动。

　　2004年初，国内许多报刊都报道了一条新闻：《咬文嚼字》杂志开展 “给城市洗把脸”活动。最先接受“洗脸 ”的是首都北京，一下子就被《咬文嚼字》抓到了200多处语文差错和百科知识方面的讹误：

　　“故宫博物院里将《酉阳杂俎》错成《西阳杂俎》，天坛的一张说明牌把‘蓝色’误成了‘兰色’，地坛的一块说明 上竟把‘琉璃’写作‘硫璃’……”提起这些差错，郝铭鉴至今痛心疾首。

　　“给北京洗脸”的结果在当年第一期《咬文嚼字》一经刊出，便激起很大反响。新华社、中新社、《北京青年报》、 香港《大公报》等媒体纷纷登载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则以“咬嚼大都会每月攻一城”为题，发表3000字的长篇报道 。“给城市洗把脸”，一时成了热门话题。

　　《咬文嚼字》正式搞的第一次大型社会活动，是1995年杂志首次亮相的“月亮神三报一刊有奖竞查”，三报是指 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一刊便是《咬文嚼字》。短短20多天，参赛信件就达6万多，所提意见 累计超过了40万条。

　　“《咬文嚼字》当年还是个新生的小刊物，没有多大号召力和影响力，但和‘三报’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意想不到 的效果。这就是‘借光’。”郝铭鉴提起这些不无得意。

　　沿着这条思路，《咬文嚼字》后来基本上每年都组织一次活动，一路“狂咬”。既是向社会语文混乱现象这一顽疾宣 战，进一步唤醒人们的语言规范意识；也是在一声接一声地“吆喝”自己：

　　1996年，“咬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2家报纸；

　　1997年，“美加净”广告揪错活动；

　　1998年，“咬嚼”《半月谈》《故事会》等12家刊物；

　　2000年，“咬嚼”王蒙、贾平凹、李国文等知名作家的图书；

　　2001年，“咬嚼”赵忠祥《岁月随想》、白岩松《痛并快乐着》等明星图书；

　　2002年，组织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12家文艺出版社进行“编辑质量擂台赛”；

　　2004年，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2个大城市“洗把脸”；

　　“越是社会地位高的越是要咬”

　　《咬文嚼字》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教授建议，要继续咬嚼名头大的对象：“今天你改了个错别 字，如果改的是毛选或小平作品上的字，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毛选、小平作品一类的出版物的权威性、示范性很高…… 越是社会地位高的越是要咬。”

　　这一建议，换一角度看，实在可以说是道出了《咬文嚼字》办刊思路的一个秘密。

　　著名作家的语言，对一个民族语文规范的影响，要远远甚于一般人。2000年，《咬文嚼字》的栏目之一“众矢之 的”，就将目标锁定在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每月“咬嚼”一位，一年下来被咬嚼的12位分别是：王蒙、叶辛、 刘心武、沙叶新、张抗抗、李国文、陆星儿、陈祖芬、余秋雨、贾平凹、梁晓声和程乃珊。

　　经过一番狠“咬”猛“嚼”，文坛大家们的一些“小破绽”被陆续“揭”了出来：

　　王蒙《调门与选择》一文：“你名声大噪，好，秀出于林，风必摧之。”(《咬文嚼字》：“秀出于林”，应写作“ 木秀于林”。)《春堤六桥》：“过去常常批判车到码头船到岸的思想。我现在就是车到码头船到岸的感觉。”(《咬文嚼字 》：应是“船靠码头车到站”。)

　　叶辛《风云际会宋耀如》中写有宋霭龄对孙中山说的一段话：“当上中国举世以来第一个大总统多么不容易，可你、 你轻而易举地就让出去了……”(《咬文嚼字》：“举世”是指空间，“以来”是说时间，“举世以来”是空间和时间纠缠的 畸形组合。)

　　李国文《关于交椅之类》：“我们常说的‘举案齐眉’，主人公和他的太太，能够很轻巧地把案子举到眉毛的高度， 因为他俩举的案，是张矮桌，两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费力不多。”(《咬文嚼字》：成语“举案齐眉”中的“案”，是盛食 品的有脚的托盘，而不是桌子；“他俩举的案”说法也不对，实际上只是妻子孟光一人举案，梁鸿并没有举。)

　　余秋雨《狼山脚下》一文说，南通狼山顶上有一副石刻对联：“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咬文嚼字》：对联应该是“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

　　大多作家们对自己被《咬文嚼字》列为“众矢之的”，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很高兴。刘心武就此曾不无夸张地说，“ 像中了状元、探花一样”；沙叶新曾一再表示，“三人行，必有我师”，自己会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李国文则说， 指点差错，实在是“善莫大焉”。因此，“十年来，《咬文嚼字》得罪的人极少，”郝铭鉴说，“但不是没有。”比如被余秋 雨封为“咬嚼派”。

　　对“咬嚼派”这个帽子，郝铭鉴表示自己“乐于接受，还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同时，对余秋雨心仪的“大文化 ”要招回秦汉雄魂、唐宋风范，自己也十分赞同——“问题是，秦汉雄风、唐宋风范也是要靠具体的文字来表达的。如果文字 不过关，关公还在战秦琼，试问，一旦雄魂归来，魂系何处？”

　　2005年，《咬文嚼字》仍然在路上，又将“咬嚼”目标锁定在《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扬子晚报》、《 新民晚报》等12家国内著名晚报上……

　　一件看来很小很冷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充斥着浮躁喧嚣的文化集市中，筚路蓝缕、坚忍不拔，做上十年 ，渐成正果，为社会所重视，想想的确并不容易。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