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摄影名家热评记者抓拍骑车人摔跤(实录)3

　　胡：刚才许林老师和李楠小姐分别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也就一些不同的见解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他们分别都提到了“百姓利益无小事”，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可以看出，两位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的。

　　另外我们新浪网在事件发生初期也作了一组调查，现在参与调查的网友人数已经达到了41000多人。这个调查一共分四个题目，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调查时“你认为记者事先提醒路人和拍新闻照片哪个社会效果更好？”每个调查有三个选项，分a、b、c，其中赞同a选项也就是“事先提醒路人”的占48.31%，赞同b选项也就是“拍新闻照片”的占 42.2%，赞同c选项也就是“不好说”的占9.49%；第二个调查是“你认为拍新闻照片是否能说明记者没有社会公德心？”赞同a选项也就是“能说明”的占28.8%，赞同b选项也就是“不能说明”的占压倒性优势 是有62.92%，赞同c选项也就是“不好说”的占8.28%；

　　第三个调查是“你认为记者在传达新闻事实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赞同a选项也就是“传达新闻事实的责任更重要”的占 44.34%，赞同b选项也就是“社会公德心更重要”的占 43.08%，赞同c选项也就是“很难平衡”的占 12.57%；第四个调查是“你认为记者应该事先提醒路人还是拍照？”，赞同a选项也就是“事先提醒路人”的占47.37%，赞同b选项也就是“拍照”的占46.1%，赞同c选项也就是“不好说”的占6.53%。

　　从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网民间的争论也很激烈，除了在拍照片不能说明柳涛没有公德心这点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外，分歧也是蛮大的，另外三个调查正方、反方的数据都很接近。

　　我了解到，大众日报的孙京涛孙总监是我们新浪网的资深网友，对互联网也很有研究，那么下面我们请孙总监来对这组调查的结果进行下分析，并对整个事件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孙京涛：我想这个调查可以反映一个基本的事实，当我们在道德层面上探讨问题的时候，总有一种软性的控制力，而没有绝对的标准。这个问题不仅在这次事件、这个调查当中得到了认证，在以往很多的问题当中都得到了认证。

　　比方说，大家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是获得普里策奖的，就是当年在越南街头的一个和尚，为了反对越南政府一些对于宗教、对于佛教不利的事情，在身上洒满了汽油自焚。在照片登载以后引起了很多的非议，出家人也是人嘛，为什么这个记者当时光忙着拍照片，而没有阻止这个和尚自焚、救他一命。类似的时间在历史上发生是很多的，比方说网友中一直在谈论的美国记者凯文·卡特，这都是一些很极端的例子。那么这些极端的例子加上这次这个还不至于致人死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作为一种控制力，实际上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美国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新闻摄影教育家，他叫肯尼思·科布勒，他写的《美国新闻摄影教程》已经再版了四版，我们国家也有中文译本出版。他在这本书的最后用很长的篇幅来论述跟新闻摄影是有关的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关于法律问题他列举了很多美国的比较硬性的规定，我觉得他讲的是比较明白的，但是他在讲道德问题的时候，仅仅是举证、然后试图探讨一些答案。

　　可是直到最后，他这本书出了四版的时候，肯尼思·科布勒依然没有给大家一个确定性的答案。那么我作为新浪的网友，在开始跟贴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进行了解释，就是说我们不要就纠缠于细节，哪个地方又没有一个坑、现在被水淹没了能不能够看得见、这个坑在这个城市中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更多的几个，推而广之不仅在厦门有这样的坑，在别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坑。我们仅仅从道德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的话，依然会感觉到是一头雾水，因为很多道德问题在你单独的看待的时候，他的这个命题是可以周圆的、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两个同样是可以自圆其说的道德问题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根本上是冲突的。

　　我在网上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公众利益最大化与个人私权的冲突，公众利益最大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人类有了社会这个概念以后，公众利益最大化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基本命题，我们要照顾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三个代表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包括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众的利益就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利益，就是个人私权。天赋人权，这个是不能剥夺的，这两个利益要单独来谈都是成立的。可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两个利益在某个节点上他们重合了，他在根本上是趋于冲突的。举个例子，随着我们城市的现代化，每个城市都建起了很多高楼，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小孩一不小心从高楼的窗户上摔下去了，孩子夭折了。媒体为了提醒住高楼的居民注意这样的安全问题，他们会发这样的照片。很多家长看到这样的照片后，他们会注意到孩子在窗户边玩耍时危险，可以制止孩子这种行为，小孩子是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那么就因为这一张照片会挽救很多孩子的生命，就因为这样一张照片，会是很多潜在的危险销之于无形，大家都是认可这个道理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设想一下，我们是这个孩子的亲人，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面的时候，你的感情是否会接受得了，肯定接受不了。这是李楠小姐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当这个骑车人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么在道德层面上，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产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公众媒体上一不小心不知道在什么样的一个切口上他就会碰撞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特别是凡事必须到现场的摄影记者，他几乎就是冷不丁的就会折磨你的良知。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冲突。

　　第二个冲突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孔子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君子之道。作为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小的团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周圆的。可是作为一个信息社会，如果是这样来讲，作为信息传播来讲这句话是封闭的。他跟公众知情权发生冲突，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位网友、每一位专家都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第三个冲突是媒体的决策，媒体是社会公器，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但是在商业社会下，媒体又是一个盈利机构。社会公器它传播的不仅仅是信息，同时还要传播思想，要在道德层面上影响读者，起到一种教化作用。我注意到展江教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讲的是校长还是教授我记不住了，就是说媒体是一个教化者的角色。但是媒体同时也是个盈利机构，他想打动读者，在读者当中产生一种持久的影响力，那么这是它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媒体就无法盈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如何来平衡公众的教化角色与自身的盈利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如果单独拿出来看他们也是成立的，“君子渔利、取之有道”，媒体通过这种报道获得读者的认可，获得高发行量，从而获得利益，无可非议。所以我说了从道德这个层面来看，我个人认为，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过于感性的来看待一个个案。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具体到柳涛可以从两个关键词入手来评价他的行为。这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记者”第二个是“道德良知”，我们大家关注的无非就是这两个概念。那么作为一个记者是一个职业本分，作为道德良知是放置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皆准的。那么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本分，我想我们对柳涛可以不可以这样来判断，就是柳涛的出发点，作为一个记者的出发点，他为什么要拍这组照片。我们可不可以作这样的一个思考，如果柳涛不去拍摄这组照片，假如柳涛就像摔跤的那位老兄一样，仅仅是一位普通市民，摔完了跤起来骂了一声娘走了，又怎么样？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下这个问题，柳涛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组照片，我相信他是出于一种记者的职业本分，他承担着向全社会告知得这样一种本分，来做这件事。实际上作为一个扫街的记者，我通常对我们那这样的记者这样说，我说你们是上街捡垃圾的，他们通常拍不回什么太好的照片。这样的一个记者，我想他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谋求私利，这是其一。

　　第二个呢，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反证，就是狗仔队，狗仔队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最触目惊心的就是戴安娜王妃的死亡。为什么会产生狗仔队，就是说公众的好奇心驱使了媒体以一种侵略性的方式获得高额利润。柳涛是不是这方面的帮凶，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三个问题就是身份合一性的问题，回到凯文卡特，凯文卡特死的时候三十三岁，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凯文卡特死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来纪念他。凯文卡特使用一种很残忍很需要勇气的一种死亡方式，就是他把那个汽车尾气用一个皮管子引到了他的汽车驾驶室里的，用这种方式自杀的。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掠过不谈，作为一个道德良知的问题我们可以普遍的角度来说，他死的时候留下一个小女儿，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人关注过他的小女儿。仅仅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多的要求了像凯文卡特这样的记者应该肩负的使命。实际上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每个人肩上都有一副担子，每副担子都是很难承受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摄影记者的肩上再加上几副这样的担子。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的宏观意义。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件好事，我个人非常理解柳涛，那天晚上我看到新华社发的这三张照片的时候，我认为这三张照片肯定是要引起非议的。究竟是谁不作为，市政部门还是记者还是媒体，所以那天晚上我看到这组照片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发这幅照片。我就选了一张摔得最惨重的一张照片，最触目惊心的一张照片放在报纸上面。当然道德与品位，每天都在这么着我们这些图片编辑的良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要狠着心发这幅照片。发完了以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在想这个时间对于中国新闻界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仅仅纠缠于一个个别事件，纠缠于柳涛的职业良知啊个人良知啊，我觉得对柳涛是不公平的。

　　这个事件我们如果上升到我们怎么样认识他对中国新闻界的意义，就是媒体的公信力很大程度取决于媒体的道德力量。而这一块的力量在以往我们的从业人员不太重视，我们的读者也不是很重视。而现在大家重视起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件好事。道德与品位问题在美国从一八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这个问题他们就基本上讨论清楚了，但是在操作方法上，他们依然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一个公用的标准或者是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方法。昨天陈振平老师拿来的那个照片，就是西班牙311那个爆炸案，就是关于一个人的一块肢体的处理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媒体、英国的媒体、西班牙的媒体以及法国的媒体在处理方法上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的文化情况不一样，他们处理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国家呢，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图片编辑，大家并没有说有一种充分的警觉或者说充分的觉悟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就是3月9号，我参加了人民摄影的评选，在这个评选里面，我看到了大量的违背了视觉禁忌的照片。很多这样的照片还是一些很老练的，资深的记者拍摄的。也就是说，他们追求了真实，却忽略了图像对读者情绪和感情上的影响。视觉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要长期存在的需要大家不断论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希望新浪网能成为一个平台，让大家在上面进行讨论，这对新闻摄影界以及百姓意识的提升，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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