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上书促地方法规修正 性格坚强称不做林黛玉

　　王淑荣，女，66岁，河北廊坊市香河县五百户镇香城屯村村委会主任，两年前，她在从事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发现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规定不相一致，于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地方法规。本报记者 陈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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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动机

　　近日，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原法规中的第二十五条因与国家法不一致而被删除。颇具传奇色彩的是，《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此次被修正源于一位普通农妇。5月31日，本报记者与这位农妇对话，听她讲述自己上书全国人大的故事。

　　这个结果挺意外也挺高兴

　　新京报：王主任，你好。

　　因为你的上书，《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这部地方法规得到修订，向你祝贺。

　　王淑荣(以下简称王)：哎，谢谢呀。我是2003年5月1日写的这封信，两年多了，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还真把河北省法规里这条规定给删了，挺意外的也挺高兴的。

　　新京报：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两部法规不一致的，怎么想到了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条途径？

　　王：2002年7月，我们村在小范围调整土地承包现状时，一共批了3块地，作为养殖专业用地。但当时好多人不敢申请发展养殖，因为不好审批，而且土地补偿费很高，每亩用地6000元。当时我对照了全国的法规，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并没有把养殖业用地列入临时用地范围，不需要重新审批。(编者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没有把养殖用地列入临时用地范畴。)可《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养殖用地应按照临时用地办理审批手续，临时用地一般不超过两年，你说要是人家建了猪圈养猪，两年后还要让人家把猪圈给扒了？

　　我觉得这条法规不改，我们这里的养殖业就没法发展，于是，2002年8月10日，我首先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写信，希望国务院对河北省的这个法规进行审查。

　　新京报：国务院法制办回信了吗？

　　王：回了，2003年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给我回信了，可我认真看过后，觉得回复还是没有说清我心中的疑虑。所以，我才想起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

　　新京报：有没有担心过你的信没有结果？

　　王：以前我给党政机关写过多次信，每次发出信后我都要追下去，但最后往往都是泥牛入海。惟独这次，我没有追，偏偏这次有了结果。

　　新京报：怎么看现在这个结果？

　　王：我个人认为，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真正依法治国的开始。

　　农村最严重的还是乱收费问题

　　新京报：《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删除了第二十五条，你觉得删除后对普通养殖户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王：删除了这一条，以后养殖用地就不用专门审批，也不用缴纳审批费用，当然是减轻了养殖户的负担。但是有一点点遗憾，这条法规修改得太晚了，现在土地承包制已经调整过了，30年不变。如果2002年就能修改，会更好。

　　新京报：河北省人大决定修改这部地方法规时，有没有找你询问一些情况？

　　王：没有，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参与，也没有人来找我了解情况，其实，既然修改建议是我先提出来的，他们应该在修改前找我了解一下情况。不过这个都无所谓，只要省人大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好的结果。

　　新京报：作为村委会主任，你感觉现在农村工作中还有哪些与中央政策或国家法律不符的做法？

　　王：最严重的还是乱收费问题。我会接着就这个问题向上反映。通过书面形式反映，这是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得到解决的。

　　新京报：你给有关部门写过多少信？都起到作用了吗？

　　王：2000年通过直选，我担任村委会主任，从那时起至今，我写了10多封信给县政府、市政府、市物价局、县、市教育局，都是我个人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我希望依靠上级部门使这些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这些信偶尔也有被领导重视，上级亲自派人查办，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比如2002年我写信给河北省物价局，反映镇政府通过建房、计划生育乱收费问题，后来替村民追回16180元。还有一次就建香城屯村小学，向村民摊派一事向县教育局写信，之后索要回2万多元。

　　上书是最有效的办法

　　新京报：你觉得如果农民的权益受损害了，有哪些维权渠道？

　　王：很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打官司、媒体曝光、信访和写信检举这几种。但每一种都很难。

　　新京报：就像你上书全国人大一样，我注意到你更喜欢用写信这种形式，为什么有了问题不直接找相关部门协商解决，而要选择一个间接的书面形式？

　　王：我找过很多领导干部，没有作用，我才上书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王：我们有一些基层的干部，总觉得没事发生就是最大的好事，只要没人闹事，没人反映，就说明这个地方管理的比较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基层工作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反映，就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久而久之，群众和干部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最开始，我找干部们反映，有的干部总认为我是闹事，不理会我说的情况，而我上书有了结果，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也正是有的上书收到效果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给上级机关写信反映问题，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王：不客气地说，因为我的法律知识积累得多，写的信比较扎实，所以他们会比较重视，而且我写完信，一定会去追问收信单位或个人，找他们给予回复。

　　新京报：你的法律知识是怎么积累的？

　　王：全是我自学的。我近十年以来一直订阅《法制日报》，我喜欢看书，我的书柜里最多的书就是法律法规方面的书。2002年，我买了980元的法律书，有人认为枯燥，我看得却是津津有味。人家说我可以一连说半个月不停嘴，都不重样的。我不是瞎说，全都是有理论和法律依据的。

　　我永远站在村民的立场

　　新京报：这次你成了名人，周围的人怎么说你的？

　　王：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是只管埋头做事情，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起码我的行为不光对我们村的村民有好处，全省农民也受益。大家应该说我好吧。

　　新京报：做了这么几年的村官，你怎么理解农村基层干部这个角色的作用？

　　王：农村干部这个角色不好扮演，没当村官之前，我经常在村里协调各种矛盾，以为这村委会主任也没什么难当的，当了后，才发觉太难了，上面总是会有太多的任务，这种任务有的是合理不合法的，有的是合法不合理的。而村民，负担太重。所以，我觉得当村官，就是一个立场问题，看站在谁的角度上。

　　我的立场是永远站在法律的立场上，站在村民的立场。

　　新京报：据说你曾写过大字报？

　　王：那不是大字报，是对联，是国家政策文件的摘选。我从不诽谤诬蔑别人。

　　我只是实事求是。我曾写过一个对联贴在村道中，上联是“农村农民农业是碗酱谁不来沾谁上当”，下联是“法律法规法令是铭钟谁不响应谁挨坑”，横批“国家主人”。贴出来后有人向派出所举报我写大字报，有影射，我解释说，沾不沾酱是腐败分子的选择，准许不准许是我们农民的自由。我只是把话都说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我是不怕当官的

　　新京报：凭我的感觉，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甚至很强悍的。领导干部跟你打交道时，有没有人说过你的气势很有震慑力？

　　王：他们都说我声音大，说话像吵架。我是不怕当官的，多大的官在我面前，我都是不卑不亢的。

　　新京报：为什么不怕当官的？

　　王：这是正确的态度，对我来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代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新京报：听说你在2003年连任村委会主任时，遇到了一些阻力。

　　王：有人见不得我，不想让我干这个工作。不过更多的村民还是支持我的，所以后来选票说明了问题。但是去年，有领导找到我，说因为我没有解决好村子的供电问题，村民意见很大，要我主动辞职，在一些谣言下，有的村民也认为是我个人原因，造成我们村不能正常供电，对我意见很大。我拒绝了领导的“好意”，我说我坚决不辞职，如果不想让我当村委会主任了，就启动罢免程序罢免我。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不能正常供电根本不是我的责任，是“电老虎”乱收费，非要全村人换电表，那个电表一千多一个，其实可换可不换，我当然不同意，说要尊重村民意愿，愿意换就换，不愿换就不换，结果“电老虎”就不给我们村正常供电。后来我跟他们谈判，电表没统一换，但是我们村自己聘请了一名电工，由村委会发工资，才得以正常供电。

　　真正的人生刚开始

　　新京报：这次上书全国人大，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以后还有什么愿望？

　　王：我的座右铭是“于污泥不染难能可贵，为真理而战死而后已”，我还会就农村工作中的问题继续寻求解决办法。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寻求解决。明年我干的村委会主任就该卸任了，卸任后，我打算就农村工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推进农村工作。

　　新京报：您老是人老志不老啊。

　　王：(笑)我是60多岁的身体，30岁的心脏，对我来说，属于我个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王：我这一辈子，吃了太多的苦，早年因为出身问题，没能继续完成学业，结婚后又常常被婆婆打骂。上个月，我老头子离开了，我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但也似乎一下子轻松了，没有牵挂了。

　　新京报：婆婆打你？为什么没有反抗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

　　王：我性子太直太硬，结婚后，如果婆婆说的不对，我就禁不住要顶她，结果就挨打，婆婆是长辈，她守寡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也很不容易，我只好忍着。后来，也忍不住了，就想找组织帮忙，结果我找村里、找镇里、找县里，都没有人管我，我给全国妇联写了封信，邮局又说不能寄，要镇党委批准。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人管？

　　王：那时大家觉得婆婆打媳妇没什么大不了，就没人管。其实我不恨我婆婆，就是因为她的这种方式，反倒增长了我的意志。婆婆老年瘫痪在床，我给她坚持针灸，让她又可以重新下地走路。

　　新京报：那现在你做婆婆了，怎么对待儿媳妇？

　　王：我的孩子们都知道我这一辈子吃了很多苦，很不容易，都很尊敬我。现在这个社会也开明很多，婆婆没必要总要管着儿媳妇，是吧？

　　新京报：你是一个不平常的女人。

　　王：人是要有精神寄托的。当年我学习很好，也有过美好的爱情，可是因为出身问题，我走上了另一条人生。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结，我要是林黛玉，早死了。

　　本报记者 秦文 河北香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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