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尽责中收获至高快乐

　　在尽责中收获至高快乐

　　文-余世存(作家)

　　我们的文化在几千年的演进里被浸染了一层厚重的伦理底色，它使得我们对人生事业的认知不出家国之内，我们的生存内容缺乏超越性，我们过于坐实了民生日用，而缺少人的

超验探索。对相当多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需要，我们停留在一个粗浅的层面上。我们往往达到了需要的初阶，就再也难以精进进化，甚至会走向僵化。对这种到了人生的某一阶梯就再难以进化的现象，中国曾有着"人阔变脸"一类的形象说法，也有着"小康即堕"的优雅说辞。

　　意识到小康思维局限的中国人曾问：我们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或者通俗地问，我们富裕起来后怎么办？有的农民曾回答说，到那时，我们要顿顿吃芝麻烧饼。有的城里人则说，有钱了，我们要买房买车，要满世界地出国。有的学者则说，为万世开太平。从极具体的享受到极空洞的梦呓，可以看出我们要脱离小康思维的影响，是很难的。

　　不断地向前努力，实现自己的个性，是美国人上至豪门下至平民的精神品质。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比如肯尼迪家族，后者几乎是美国精神的象征，肯尼迪家族成员那种向上不屈不挠冒险、向人生极致挑战是一个悲壮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样的成功者及其后人，几乎人人都没有放弃生命的探险，他们的死亡，或死于政治努力，或死于空难，或死于山间大海，很少死在安乐椅上。

　　在这种生命的自我完善里，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人们把快乐跟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说，那种真正有着现代文明理性的人，其快乐的质地、境界大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子民。从心理学的人性需求层面来看，前现代社会的子民们，能够满足生存的需求就已经很快乐了；进一步，能够满足安全的需求就已经很快乐了；再进一步，爱的需求、获得承认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层面的需求实现所获得的快乐，则是他们闻所未闻，想也不曾想的。

　　人需要职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需要实现自己的社会关怀。没有责任，就没有认同；没有关怀，就没有归宿。一个没有认同没有关怀的人，是一个自私得不合于人群的人。但前现代社会的臣民们，不得不如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一样地活着，他们是原子个人式的存在。他们虽然也会笑着生活，但他们的快乐是轻浅的、浮泛的、愚昧的，他们的快乐有时候不得不建立在物质上，他们是唯物者，是拜物教的信徒。爱因斯坦称他们的快乐是“猪栏里的快乐”。

　　一个前现代社会里的国民是不幸的，尽管他也有快乐；他生活的地方有着太不确定的变化。我们没有人还在享用三年前的知识，五年前的权力，十年前的财富。当人们把快乐或人生成功定义在他是有权的、有钱的、有知识的等物质之上，那种快乐或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时间老人的审判里，三五年不到，他就表露无遗地成为一庸人，甚至是不义的罪人。

　　因此，当一个拥有如上快乐的人说他很幸福快乐时，我们可能需要明了他们快乐的品质。他们还不知道快乐的丰富性。就像汪丁丁感叹的，他们“无知于人生的灿烂”。

　　因此，真正的快乐、或者更丰富的快乐源于人性中的欢喜能力。诗人说，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凝固，接受那样甜蜜的爱。诗人说出了一个事实，物质的快乐不是生命欢喜的高峰体验，只有后者才是持久的、永恒的、传世的。用我们中国人惯用的说法，暴君暴发户们的快乐，而今安在？人们记得的只是他们可怜可憎的嘴脸。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完全可以想像生命至高的快乐，中国古人就曾精到地分析过“独乐”与“众乐”“同乐”的差别，佛家也宣扬人性中的钧天大乐。就是那些肩负社会责任的人们，往往更接近并享有着生命的快乐。至于“文明社会”的人们，更是如此，以至于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正在被组成许多团队前往几千英里以外的不发达国家，经常是去到乡村中帮助和教育贫苦大众。与此同时，这些不发达国家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却想不到这样去做，而是愿意挤在城市中做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或为了创造‘合适的’工作而要求他们的政府扩大其行政机构。”

　　有的朋友认为，没有社会责任的人只会生产私产品，有社会责任则会提供公共产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享用私产品跟提供公产品都会得到快乐，只是这些快乐有不同的品质。我们一度把社会责任看得太高、太大、太重，以至于我们更乐意放弃身负的社会责任，而享受一己的得意快乐。实际上，社会责任就内含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之间，就在我们的身边。如为弱势者提供服务，跟邻居一起保护社区环境，为年轻人的个性张扬喝彩，等等。

　　如前所说，我们的年轻人挤在城市里打工或失业，有着社会发展的阶段差的问题，当然也有着对快乐品质的认知不足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要建设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