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讨薪专家孙武胜的一天和十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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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26日15:09 南方周末 | |||||||||
  2005年10月25日，一位进城务工了一年的农民工找老板讨薪无果后，坐在路边抽闷烟 -他是乡里的能人，带着同乡到省城包工，还是没能逃脱被欠薪的结果，于是终于“讨薪”成瘾 -他是草根农民，却享受法庭上的感觉，常常让专业律师哑口无言 -他游刃于政府、发包方、包工头、农民工之间，被许多人推崇，也常常遭人白眼
-面对过激农民工，政府官员会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坐着，别人都站着。不过，输给他的对手说，“真正帮他讨回钱的是国家、社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同情。” 他挎上皮包走出门，几个人一溜跟在后面，好似一支出征的军队。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用在孙武胜身上似乎恰如其分。这名“英雄”现在每天做的事就是马不停蹄地为农民工讨薪。 1月11日，西安市友谊路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内。还不到8点，46岁的孙武胜已经出现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维权工作室内。 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来访者，这是这个房间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不过，这样的安静维持不了多久。 时针指向9点的时候，这18平米的空间里已满是刺鼻的汗渍味和烟雾，5名工作人员都站着，所有可以坐的地方都坐着人，地上鞋印斑驳。又冷又硬的沙发上紧挨着6个人，12只鞋规矩地缩在沙发边，有沾满泥巴的皮靴、破旧的解放鞋、黑色的女式尖头鞋……鞋的主人表情出奇地一致：期盼、泛着笑容，所有的视线挤过人缝，聚拢在缩在工作室的一角的孙武胜身上。 孙武胜半低着头，露出只有一撮头发遮盖的大脑门，他安静地听着来访者的诉说，偶尔翻看一些资料，或者微微抬起头，闪烁着两只像老鹰一样的眼睛。 “有十个孙武胜都不够用，”沙发上传来这样一句感慨。自从2004年5月这间工作室成立以来，因欠薪、工伤以及各类纠纷的来访者踏破了门槛，特别是年末两三个月，来访者把工作人员都挤出了工作室。 孙武胜突然站起身来整理桌上的材料，他把东西都装进皮包里，对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张新年，陈佳林在哪咧？还有那个谁，赶紧走，上午去办你们的事。” 他挎上皮包走出门，其他人一溜跟在后面，好似一支出征的军队。61岁的张新年腿脚不灵便，蹒跚地跟在最后。 10年前，整个西安城知道孙武胜名字的只有跟随他的一帮乡党(即同乡)。那一年，孙武胜带着14名乡党来到省城，投身热火朝天的建筑业。 在家乡富平县底店乡，孙武胜是公认的“能人”。底店乡曾是有名的“水泥之乡”，生意红火那些年，他是村里仅有的3名推销员之一。孙武胜的弟弟告诉记者，“当时能把水泥弄出去，还能把钱拿回来，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不过，“能人”第一次包工也被拖欠了1万多，承包的活越多，被拖欠的也就越多。随后的3年，欠账又多了几万。 “那个时候，农民工欠薪现象就已经非常普遍，无论在哪里干活，绝对没有不给钱的，但也很少结算得清清楚楚，好的能给70%-80%，差的只有一半。”孙武胜说。 孙武胜没想过去找劳动部门投诉，他经常到公司里面磨嘴皮子，但几次三番也只讨回了7000多元。而乡党也不再跟他客气，他一连4个春节不敢回家。1999年春节，乡党为了向他这个包工头讨要工钱，甚至绑架了他12岁的儿子。 对跟他出来打工的乡党，总是要有一个交待的。但结果就是，当年由于交不起3000多元的学费，孙武胜的儿子被迫失学。这件事一直让孙武胜感到十分内疚。 一个四川老头自学法律打赢官司的电视报道启发了孙武胜。在看完这个节目后，他开始在西北政法学院旁边一个书店自学法律。只有初中文化的孙武胜在谈到这个转变时甚是得意：“我这个人的阅历不是一般的初中水平。” “孙武胜这个人很朴素，也很聪明。惟一的缺陷就是没有文化，但是问题一点就透。”孙武胜工作室的刘雷告诉记者，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西北政法学院教师。 “学法律的时候爱不释手。你学不透，不会打官司就得请律师，这要花钱。当时咱没有钱，咱学透了就能利用它。”孙武胜的眼睛流露出一丝狡黠。 孙武胜开始打官司的想法很朴素，就是要讨回工钱，使自己能够回家做人。后来一发不可收，有农民工找他帮忙他就去了。 10点整，6个人出现在监察总队门口，其中包括工作室劳务信息组组长张海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某报记者。孙武胜工作室内的工作人员都有双重身份，孙武胜维权没有法律“名分”，每次出去办事，他都会带上一个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无一例外都是记者。有时候，他们还会提上一台没有充电的摄像机，拎在手上威慑对方。 张新年是一名来自陕西的包工头，他承包了一项大理石矿开采工程，151万工程款，但完工后发包方只支付了20多万便杳无音信。陈佳林来自四川，他的情况略有不同，发包方结算了工程款，却一直拖着不发钱。孙武胜想先通过政府部门加以调解。 在监察总队办公室，一名官员认为陈佳林的案件必须找省清欠办(陕西省清理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工作领导办公室)，因为监察总队没有权限调解劳动争议。 孙武胜安静地听完其中原委，反过来做陈佳林的工作。然后随即拿出张新年的材料，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找省清欠办。 一行人随即又赶到省清欠办，不料对于陈佳林的案件，省清欠办的官员告诉他们，今年省清欠办负责追讨工程款，不负责农民工工资，建议他们去找监察总队。不过，对于张新年案件，清欠办同意帮忙给欠款一方转发一份投诉材料。这已让张新年如获至宝。 “打官司的话这两个案子100%赢，但时间太长了。”孙武胜摸了一下脑门。 孙武胜最得心应手的维权场合是在法庭上。他经常拿出厚厚一沓判决书炫耀，“2004年接了200多个案子，判了175个，输的只有几个。最忙的是4月份，有20天每天都在法院开庭，上午开完下午接着开，只有两天是没有开庭的。” “孙武胜开始打官司的想法很朴素，就是要讨回工钱，使自己能够回家做人。后来一发不可收，有农民工找他帮忙他就去了。”刘雷说。 2001年春天，西北政法学院法律服务中心来了一个乡下人，挎着鼓鼓的黑皮包。当时还是大三学生的刘雷以为又是一个要求诉讼代理的，但是当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堆法律书籍，开口就是一连串的法律术语，却始终没谈具体案情时，刘雷这才意识到，“他不是来寻求帮助，而是在寻求驾驭法律的本领。” 刘雷回忆说，一个星期后，孙武胜就开始写诉讼状。不过，第一次他竟然把公司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工长和结算的技术员都列为被告，结果当即被立案庭驳回。 前两次官司，孙武胜是为自己打的，都赢了。不仅拿回了被欠的钱，甚至还追加了几千元的利息。还从没有包工头上法庭追讨工钱的，提起这段经历，孙武胜至今还很得意。“我只是想试一下，没想到这一下子把钱拿回来咧。从那时候起，我就感觉到，法律确实是公正的；好好学法律，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很讨厌他这一类人，他讨薪的手段很无赖。”曾经在法庭上输给孙武胜的五建公司法律顾问翟长豫说，“他没有法律知识，真正帮他讨回工钱的是国家法律和社会、政府对农民工的同情。”不过，现在他也被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拖得焦头烂额，但他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去找孙武胜，“全市5家建筑公司都不会去找孙武胜。” 对于对手的杯葛，孙武胜却举出韩信遭受胯下之辱的例子，认为正是他们最终成就了他，解释的时候依旧笑容可掬。 孙武胜能打官司的事情通过一个一个的小圈子迅速传开了。此后，孙武胜又以公民代理的方式陆续打赢了七八场小官司。“当时还有侥幸心理，但看到自己在法庭上把对方的专业律师问得哑口无言，我就觉得以后我可以做这一份工作。” 这个草根农民最终没有变成职业律师。但在2003年8月，孙武胜的事情被报道之后，他的手机就常常处于忙碌状态，到他家寻求帮助的人络绎不绝，他的声音也经常是沙哑的。不过，孙武胜自己一直都处于兴奋状态，工作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佩服他这股精力，“他从处理案子中得到的快感是家庭生活、赚钱所不能比拟的，如果看不到别人眼中的感激，他心里的满足感就会减轻，成瘾了。”刘雷说。 面对空荡荡的工作室，孙武胜忽然莫名感到难受。他想起当年梁山好汉在一场恶斗后，只剩下吴用一个人孤零零回到了山寨。于是，他掏出手机，逐一给工作人员打电话 张新年和陈佳林走后，孙武胜又忙着去调解一件工伤纠纷。这是2005年孙武胜工作室的重点。只要是工伤案件，无论多小，他都受理。“一般的律师嫌工伤官司嗦，花费时间长，而且没有什么钱赚，但我就是要打这个抱不平。” 郑时印早早就来到一家粮油厂门口等孙武胜。一次工伤几乎让他身无分文，现在家里老人病了，媳妇催他赶紧回家。他拿不出路费，只想向厂里要点务工费赶紧回去。 孙武胜的调解并不顺利，包工头和厂方互相推诿，孙武胜连郑时印的劳务关系都没法问清楚。最后厂方推托负责人不在，让孙武胜下午再来。 临走时，一名工作人员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干啥的？”孙武胜的回答断断续续，“我是专门给农民工维权的。”“哦，那你找包工头吧。” 孙武胜和工作人员外出办案最害怕对方刨根问底，因为，工作室没有法律上的“维权名分”，随时可能被取缔。2004年5月，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几经波折才挂靠在市劳动局下面一家营利性劳动服务中心，虽然每月要交纳管理费1000元，不过总算能在办案时掏出一张介绍信来表示一下。 孙武胜另一个担心是经费，工作室启动时，连工资、房租和管理费都拿不出来。幸好他身边已经围拢了一帮年轻记者和政法院校学生，他们中大部分人把这里看成了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平台。 不过，工作室开会时也经常会为收不收费的事情吵架，但孙武胜工作室至今仍然坚持只收几百元的办案费用，用于路费、通讯费等，对于工伤更是分文不收。“孙主任是名人，有很多眼睛在盯着，不仅有民工的眼睛，还有司法机关的眼睛，他不能收费。”一名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2005年，工作室的财务状况由于慈善基金引入终于得到缓解。孙武胜和他的工作人员领到工作室成立以来的第一笔工资。在拿到当月的工资信封后，孙武胜背过身，用毛巾捂住脸，无声地淌着眼泪，“我心里很内疚，干得这么累，还不能给大家发工资，还要别人来帮助。” 2005年5月招聘了一批大学生。在第一次给大学生发工资时，孙武胜又哭了：“当初我给没有文化的农民发工资，今天能给这帮大学生发工资咧，心里高兴。”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股悲凉：“以前女人要缠脚，就产生了缠脚布。现在女人不缠脚了，就没有缠脚布。过去社会平稳地发展，不会产生农民工群体。可是现在，当真正为社会流了汗、出了力的人却拿不到血汗钱，就应该有人来保护他们。我这个人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点。” 孙武胜告诉记者，2004年除夕那天，工作室还来了4名农民工，有一名进门趴在桌子就哭。最后，是孙武胜自己拿出1000元打发他们回家过年。人走后，孙武胜面对空荡荡的工作室，忽然莫名感到难受。他想起当年梁山好汉在一场恶斗后，只剩下吴用一个人孤零零回到了山寨。于是，他掏出手机，逐一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祝福他们过一个好年。 他每天除了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能够按照计划外，其他事情都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行进。刘雷等人宛如在拉着一头倔强的老黄牛，让他按照既定的方向耕种。 中午1点，孙武胜回到工作室，面带疲惫。还有6个来访者在那里等着。吃面时，他解答了两个案件，接听了3个电话。即使去洗手间，也有两个来访者跟在他身后不停地在问。 2点45分，孙武胜又要出门了。他要去上午去过的那个粮油厂，还要去处理一件十分棘手的案子。 去的路上，由于投诉人指错了路，工作室的司机突然发起火来。工作人员摆卫军告诉记者，在工作室呆久了的人几乎都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焦虑感。“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这也是为底层的生活现状抱打不平的一种方式。” 下午的调节并不顺利，粮油厂的负责人“依然不在”，而那件棘手的案件也被证明果然棘手。正在这时，工作室来电话说，有一个工伤求助，孙武胜于是决定立刻赶过去，但等待孙武胜的依然是不顺利。这明显影响了车上的气氛，孙武胜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下车也没有缓过神来。 回到工作室，有两个从河北曲阳专程过来的人正坐在沙发上等待。孙武胜立刻精神了起来，他满脸笑容和他们握手、寒暄，然后像小孩子一样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上查找“曲阳”。讲完案件后，临走来访者不住地叹气：“来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至少有个人热情地接待我了。” 2005年是孙武胜维权工作室非常重要的一年。孙武胜不再着眼于个案，而是更加注重群体性的纠纷，注重工伤案件。他还两次走入校园，给大学生讲述他的故事。 这一年，他起草了一份《农民工进城务工工资保障条例(建议稿)》，准备递送政府部门，希望能够唤起相关立法。另外，工作室也正在进行一个涉及两万农民工的社会调查，目前已经完成9003份。 这主要是智囊团在背后推动的结果。而他自己则更喜欢有挑战性的个案，更喜欢面对财大气粗的大公司。 “孙武胜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喜欢斗，对方越有背景他越有兴趣。有些案子没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他觉得打赢特殊性的案子越有荣耀。”刘雷说。 孙武胜最敬佩的人物是毛泽东。他的大脑门里装了两样东西，一是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条文，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故事和古代侠义、谋略故事。他觉得长征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共领导善于团结同志的缘故；他又从《三国演义》中得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哲学道理。 他在钻研如何团结一群人走向胜利，他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尝试着互补长短，但实际上他除了每天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能够按照计划外，其他事情都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行进。刘雷等人宛如在拉着一头倔强的老黄牛，让他按照既定的方向耕种。 刘雷等人希望能够借助媒体光环笼罩下的孙武胜品牌打造出一个全国性的普法平台。目前已经有石家庄、兰州和郑州等农民工大量涌入的城市的法制类媒体邀请孙武胜举办维权分站。孙武胜很兴奋，唯一遗憾的是缺乏经费。 可能孙武胜没有意识到，这一年他开始变成农民工讨薪过激行为的调解人，或者是农民工开始用一些过激行为来吸引孙武胜的介入了。 去年12月6日，100多名农民工举着横幅在省政府门口讨薪。两名农民工代表来到工作室寻找孙武胜，要他赶紧过去稳定局面。孙武胜一到信访办，很多政府官员都跟他打招呼，还给他搬过来一张椅子。他坐下后才发现原来其他人都站着，“我的身份比别人都低咧，很尴尬。”后来，孙武胜这样说。 “农民工讲不出来的话，我能够代表他们讲。”孙武胜心里很踏实，知道农民工们都很信任他。 越接近年关，欠薪越是难讨。孙武胜这几天不停接到电话，说哪里又有农民工要堵路了，希望他赶紧过来帮忙调解。他接到信息后就像救火员一样赶了过去。 春节前来访者似乎比去年少了，周末有时候只剩下工作人员。 西安市在2003年开始成立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中心，专门受理农民工的欠薪纠纷，2003年帮助农民工讨回1.2亿元工资，2004年为3000多万，今年为1600万。 孙武胜已经开始筹划2006年的大动作，他准备举办农民工夜校，召集农民工群体中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人参加法律培训。“这估计在全国都是没有的咧。”孙武胜挥着手，就好像已经在讲课一般。 这天快21点的时候，孙武胜才吃晚饭。妻子正在12平米的出租房等着他。妻子从老家过来看病，两天后她到医院检查，孙武胜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有询问。“到最后还要我打电话向他汇报。”妻子很抱怨。 他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安静地翻看着材料，然后装进皮包，躺在一张农民工送给他的床上准备睡觉。明天还有很多农民工在等着他，还有很多突发纠纷在等着他…… 何海宁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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