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话卫留成：做官宁可糊涂但干事不糊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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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19日10:45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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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我宁可糊涂，但干事我不糊涂” 本报记者 寿蓓蓓 朱红军 “拍板如果拍错了丢人呐，马上人家会感到，这个省长是笨蛋。”
记：从企业家到省长，面对反差这么大的角色转换，2003年9月29日中组部找你谈话时，你心里怎么想？ 卫：这时候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谢中央的信任，怎么样不辜负中央的重托，去做一件对我挑战性很大而不辱使命的事情，你不能再有别的想法。我早几年跟中央领导讲过，我希望就是做企业。我不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企业家吧，但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在我当总经理这四五年，我那个企业变化还是很大的，但是中央挑到你了，给你这么个重任，那不能再说别的话。我当时就讲，感谢中央的信任，绝不辜负中央的重托，就这么两句话。 问：这个调动你比大家只早知道了一天，在24小时中你做了什么？ 答：谈话是在晚上，根本没有24个小时，只有12小时。 问：这一宿你睡着了吗？ 答：我睡得不好。我也就想了两件事，一是我到海南以后首先应该做点什么另外就是在海油要怎么交代，因为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就宣布了，然后我就退出，至少我要讲几句交待的话。只有12小时，呵呵，给我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问：赴任前你对海南是什么印象？ 答：中海油在海南扶贫好多年，另外在海南有很多项目。我对海南的印象不多：工业几乎没有基础；农业嘛我没有概念，只知道海南出一些热带水果；旅游秩序比较乱，脑子里就这点印象。所以我来了之后花一个多月时间走了18个市县，跑马观花看了一遍，形成一些初步印象。 记：到海南后发现实际上是怎样的？ 卫：确实发现就像你刚才说的，海南地处东南沿海，号称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但是它的观念、经济、竞争力、社会发展程度，确确实实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当我2003年底来，我讲到海南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时，好多老干部都说，你说了实话。我来到海南感到一个问题，干部急于发展的思想很重，说我们发展太慢了，要快，很多时候有一种暴富的思想。海南建省之前走私汽车，建省之后房地产泡沫…… 问：你是企业家出身，反而很警惕经济快速发展。 答：我是很警惕这个东西，关于十一五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政策问题，有人说我们提9%的发展速度太慢了，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发展速度与质量、与基础问题。广东省十五期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12%，十一五提出9%以上，它有一个结构调整、环境整治的因素。海南省十五期间的平均发展速度9.8%，我们现在提9%我认为已经不低了。在政府报告中我不主张提海南进入一个“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个词我不用的。 记：其实好的企业家反而是务实、规避风险的。 卫：绝对是，基本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政府也应该这样，否则要出毛病的。我认为海南还需要三几年打基础。 记：那你的任期不就打完了？ 卫：这也是我的一个思想，我能做点事就行了。海南再有三年，也就是十一五的前三年，还要继续打产业基础，形成几个100亿以上的大产业。有些产业像农业、旅游业是上档次上水平的问题，有些产业是形成的问题，把基础打好了，十一五后期可能会加快发展。 记：你从政之前三十多年在企业的工作经验，包括国际资本市场的背景，能给海南省带来什么？ 卫：从1970年到2003年，我在企业做了33年，从一个公司老总到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跨度是很大的，但是我适应得非常快。我感觉政府本身也有一个执政经验问题，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资源、资产，包括行政资源和一些经济资源，都跟一个大型企业的运转规律、模式有很多相同之处。 8日正式宣布，9日我就开始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处理一摞摞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出过政策上的偏差，那倒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很多东西比较接近，比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出席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旁听人代会；另外，大的政策路线，只要你用心去研究，不会出错。我第一次主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政府部门规章，我心里也有些发怵啊，十几个厅长人家发了言你得拍板，拍错了丢人呐，马上人家会感到，这个省长是笨蛋。 记：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卫：万幸，哈哈。 官场文化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去研究它，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糊涂，但是我干事不糊涂。 记：海南省四年换了三届书记两任省长，大都提出海南发展思路，比如“一省两地”、“三个特色”、“四大发展战略”，可你没有提出任何发展思路，为什么？是没有，还是只做不说？ 卫：我感觉担任省长也好，市长、县长也好，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个思路还得稳定，不要换一拨人、换一届班子就换一套东西，这很重要。比这更重要的，是把思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人人都能提出来一两套发展思路，但是能做到的可能不多，因此一些地区就发展慢。我来了两年零两个月，没有提任何新的发展思路，我觉得能够把历届省委的这些精华保持延续性，然后把这些事干成，就行了。 记：你做的一些事，让人一听就觉得是企业家作风，或者说不合通常的为官之道。比如你在当选省长的当天，对媒体说年底前要做三件事，简单说就是查账，要全面清理政府的债权债务。我没有搜到后续报道，不知道这事你干成了没有？ 卫：我干成了。总的债务，包括我们政府欠国外的，欠国家银行的，200多个亿，我记不准了。但是它的还款期都很长，其中一些我相信中央会考虑，比如海南发展银行的欠款，包袱太重。 记：查账的这个举动是典型的企业家做法，接手一个企业一定先摸清家底，但在官场上是不是犯了忌——“新官不理旧账”？ 卫：是的。应该说我也忌讳涉及历史上的一些欠账，以现在的观点看过去的事情，会感到有些事情很麻烦，而且收拾起来很困难。但是有些账我清楚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要改善投资环境，正在统计政府欠投资者的钱。最近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我们文昌市欠泰国侨领2600万元，10年了，他们当年满腔热情，联合组织了公司来投资，最后投资未成，地也收了，钱也未还，非常让人伤心。另外政府工程款的清欠工作也在抓紧做。从现在开始，政府不能再不守信用，你答应过人家的事，你签了字的事，必须兑现。同时，对过去的历史旧账也要进行清理，采取措施，如果不做好的话，这个负面影响很大，涉及到政府诚信问题。 记：有人称你为“教育省长”，其实投入基础教育对GDP没有贡献，有些老同志好心劝你，这样抓教育不行，应该抓短期能出成绩的，你为什么不听呢？ 卫：你说得对，教育是花钱的，不能马上见效，但是关系到海南的长远发展，而且关系到老百姓最切身的利益。这跟我的经历也有关，我小时候上学那个苦劲啊，比现在农村的孩子还要苦。我今天跟财政厅研究明年的资金安排，跟他们讲，人民政府的省长盯着发展，没有钱啥也干不成，但是当你有了有限的财力，你去干什么事？我觉得应该去解决老百姓最需要解决的那些事。一个是教育问题，2008年之前，还要解决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 海南发展得慢，有各种原因，其中人才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花上十年、十五年时间去解决好，海南发展没有后劲。我带着情绪说，人民政府不能把穷困老百姓的孩子上学问题解决好，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刚才我算了算，全部解决中小学危房改造，省内得多拿3个亿；免杂费，大数每年两个亿；解决贫困地区教师工资3个亿，就这几项教育投入，每年净增投入8个亿。 记：2005年底，海南省政府第一次把教育发展的指标细化，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项目，但这跟你自己接受中央考核你政绩的指标并不吻合，你不在乎自己的仕途吗？ 卫：说心里话，我觉得为官一任，能够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点事，够了，真的。这不是说漂亮话，咱们也是苦出身，父母亲都是农民，我看重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真正给老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真正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点贡献。 记：有的人是为做官而做事，有的人是为做事而做官…… 答：我也不敢说我是为了做事而做官，我不做官也在做事，呵呵，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做会当官而不会为老百姓办事的这种官。现在很多人对当官研究得很透，什么官场文化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去研究它，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糊涂，但是我干事不糊涂，我要把它干好，每年要干成几件事。我跟市县委书记、市县长说，为官一任，你每年干几件事，五年干成十几件事，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你这个地区变化就大。而你每年发一堆文件，五年你发了几十本文件，你如果事没办好，零，再做几年还是老样子。 记：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企业家性格？就是进退自如，比较超脱，不那么看重官位。 卫：这也没什么，到哪个山，唱哪个歌吧。我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进入这种角色。 《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据说在海南两次脱销，因为我送了100本出去，应该是起了作用的。我明显感到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记：你曾经说改造了一些环境，也适应了很多东西，你改造了什么？又适应了什么？ 卫：我可以这么说，执行文化、执行理念、执行力，这两年多政府机关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家接受了。 记：你怎么知道大家接受了？ 答：《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据说在海南两次脱销，因为我送了100本出去，这些领导给他们的下属又买，下面的书记又给下属买，有些地方不排除有做秀的成分，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了，看过的人更不是都理解了，但是它的最精华部分就是执行，应该是起了作用的。我明显感到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执行力也明显地提高了。 不过有些东西也在慢慢习惯，比如说人家叫我省长，我说别叫，叫我老卫或叫卫总，现在叫省长就习惯了。当然底下的人叫我卫总我还挺高兴。有些不习惯的东西你得习惯。 记：你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脱稿讲话，口才很好，有时候一字不差地照着念，什么样的场合你念稿子，什么时候即兴脱稿？ 卫：讲话稿印就印吧，但我还是要讲我想讲的事情。比如前天的政协常委会上，有讲话稿，但是我觉得给政协委员们讲那些套话没有太大意义，还是讲一讲真实的东西，一些思想、思路、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好，求真。那次讲话听他们反映，还算好，求真务实，不过要做到也太难。 记：企业家精神中最闪光的一点是创造性，你觉得企业家精神与官场文化是不是冲突？ 卫：我们平常说的官场文化带有贬义，官场也好政府也好，应该有一种正常的文化。那些负面的东西在你的脑子中印象太深了，比如说裙带关系、买官卖官、贪污腐化、光说不干……这种东西给人印象太深了，因为太多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更讲究效益、效率，政府更讲究诚信、程序，从体制上来讲，它牺牲效率，这没办法。你一个会开了半个月，讨论了半天结果可能什么事都没讨论出来，我真希望政府在保证程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 记：你说过要努力去找省长和企业家之间的最佳结合点，现在你找到了吗？ 卫：企业家和政府首长的结合点，既严格地讲程序，又要讲效率效益。企业也讲程序，但没有这么复杂，说实在的，既讲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更注重社会效益社会发展，但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首长，都是一个责任心，当一个上市公司老总，你对股民、股东负责，你当地方首长，最基本的就是要对老百姓负责。 “像这个问题，提出这种不疼不痒的意见，还不如不提，重新给我提出来。” 记：你说过应该由一个领导把一个项目一抓到底，完成得好该晋升的晋升，完成不好该处分的处分。这有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卫：应该说是有的。像我们省的《问责暂行规定》是跟这个相联系的，跟改变海南的投资环境和招商有关系，应该联系到一起。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一个地方的发展就是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来，才能带起它的发展，讲空话没用，所以我很重视这个。 记：2005年初，你有一个令人关注的举动就是省政府问责制的出台。按照问责规定，启动问责程序的按钮是在省长手里，你有没有启动过这个按钮？ 卫：组成调查组调查过(几件事)，但我还没启动过处分的按钮。比如说，我叫他们到有些市县调查港商反映的问题，再比如台商反映了养虾苗的问题，我都叫监察厅去调查，都已经纠正了。 记：纠正是一回事，处分责任人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只能按照调查组提出的处分建议来执行？ 卫：我跟你讲，按他的执行更麻烦，第一次提出的处分建议就抹得看不清楚了，反正这个事是真的，确有其事，但是处理问题嘛，请他们进一步研究之类的。我给它批了一通，退回去，“提出这种不疼不痒的意见，还不如不提，重新给我提出来。”重提出来的处理意见帮人家实实在在解决了些问题，并对这个事情提出通报批评。 记：问责制最重的处分是责令辞职和建议免职，到目前出台十个月了，投资环境投诉中心也已经结案24件，还没有一个处分结果比较重的例子，真没有适用的案例吗？我们了解到一些人对新制度有比较大的期待，我想问的是，问责制迟迟没有用起来，是不是该问你省长的责呢？ 卫：我也想找这个突破口，但是我觉得执行要慎重。问责制是执行文化中的一种深化，提这个制度，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处分谁，而是为真正改变这个环境、提高执政效率，如果这个制度已经起作用了，那不是挺好吗。如果发生重大事故……但是我这个人对人呢，有些人也说我，你说你挺厉害，到时候心就软。关于投资环境的问题，省委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今年年底对机关进行正式评议，我想到那时候效果会更明显。 记：除了问责规定之外，2005年6月30日出台的《关于加强投资环境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你很看重的，这里面最得意的是哪一条？是不是对官员的评价引入社会评议机制？ 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里面我最想做的事情两条，一是政府诚信问题，再就是社会评议问题。交给谁去评议，大家有不同意见，原来说政府评议，可你自己组织评议自己不公平，再说党委评议也不行，最后研究一个办法是由省委办公厅和监察部门牵头成立一个工作组，但只负责制定评议评价方案，而真正执行评议的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公民、企业，体现了公平公正。 (我的名字)不是现在媒体演绎的概念，说税多留点成，而是留下来了，活了，留下来就成啊。这有个小故事。 记：你是中国第一个从企业家直接做省长的，当省长和做中海油这样企业的CEO，你觉得哪一个成就感更大？ 卫：我走到现在，还不能说当省长是成功的，但是我有成就感，就是我坐在省长这个位子上，能为老百姓办几件事。在中海油也许利润每年增加几十个亿，但是它的成就感是不能等同的。 记：你做省长给自己打多少分？ 卫：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是很难打。无论做老总也好做地方官也好，都很难让社会百分百满意。当省长有个70分左右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现在应该有个六七十分吧。 记：你说过要搞好一个省取决于四要素：好的带头人和好班子、清晰的战略思路、好的制度、好的执行文化，现在四大因素海南具备了几个？ 卫：我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记：如果说你在中海油使了十分力气做事的话，在省政府使了多大力气？ 卫：我想我用的力气比中海油还要大。坦率地讲我在海油没有用足劲，在地方上要复杂得多、辛苦得多、卖力得多。你看到一个事情应该干，也应该能干，但最后你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痛苦。这不是说谁不让你干，它这个环境、条件、各种制约因素，弄得你也不敢说是欲哭无泪吧…… 记：在海南这个海岛上，你有没有孤立的感觉？ 卫：偶尔有。 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卫：哈哈哈，那时我最想干的事情，就是能让我去打一场高尔夫球…… 记：有人说你当了省长以后脾气变化很大，你自己能感觉到吗？ 卫：我自己也有感触，一个就是温和得多了，能够听各种意见听很长时间，尽管有些话听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但你还是要听。再就是耐着性子要参加各种会议，省长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很多会议一定要出席，你出席了大家认为重要，你讲话了大家认为你重视这件事情。很多事情按我的看法也未必真需要，但是社会需要，那我就去做了。在海油我可以完全不做这种事情，我跟媒体接触得也特别少，每年年底见一次。过去我的头发特别乱，现在我都很注意，因为代表政府形象，自己不在意，马上一个会议，摄像机就对准你了，我老婆在电视上看到了有意见，说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 记：听说你夫人在北京工作，当省长使你们夫妻两地分居？ 卫：是啊。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做编辑，大风车那个栏目的编辑，她经常来，我也经常回北京。 记：孩子的名字一般寄托着父母的希望，你的名字“留成”有什么寓意？ 卫：我的名字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故事，我出生在河南上蔡，家里很苦，生下来就得了“七天风”，这是我们农村的叫法，实际上是破伤风，一般在农村是很难治好的。后来奄奄一息了，我母亲觉得不行了，就真把我扔了。结果同院的一个邻居陈大娘说，这个孩子还有气啊，得捡回来，捡回来又活了，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我前面一个哥哥叫留住，这个活了就叫留成吧。留下来就成啊。 你写我个人的东西，我不反对，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从小我是农民的孩子，吃苦、上学，就这么熬过来的，现在有了点小本事了，能干点活多干点活，仅此而已。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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