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包工头悲喜20年：这个群体仅3成拖欠工资

　　2005年元旦，工程款依然遥遥无期。没有讨到工钱的民工们，又一次来到包工头刘天会家吃饭。刘天会的妻子说：他们白吃了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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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包岁月是一个虚拟人物，但这并不是一篇虚构的稿件。新闻中的时间、地点和事件全部是真实的。我们只是运用一种手法，把若干包工头的故事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这样可以让你更清晰地认识到，包工头群体产生20年来的发展和境遇。他们曾经被妖魔化，成为克扣工资的黑心人；但事实上，在建筑产业链中，他们一直处于最底层。那种辛酸和艰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统计表明，90%以上的工资拖欠发生在“业主”和建筑商之间。

　　2005年8月，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包工头——这条20岁的生命将在3年内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劳工带头人”。而在这个春节即将到来的日子，无数个包岁月依然奔波在街头，为了他们的钱和希望。

　　-1980年代，包岁月通过包工的方式挖到了第一桶金。这一切依赖于人口流动管理的松动

　　-1990年代，包岁月的利润慢慢萎缩。砖混结构的工程劳务费包工头只得约5%利润，框架结构约8%。而包工包料的包工头利润有约15%。楼房装修的比较高，但也从最风光时期的约35%下降到约20%。

　　-当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消息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时，包岁月开始学法，他不主张以自杀等极端方式讨薪，因为这样会断掉欠款环节

　　-“在这个群体里，只有30%的人坏了良心，拖欠农民工工资。”他说

　　一

　　最近包岁月在操心两件事，除了筹备劳务公司之外，他差点被讨薪的民工绑架。

　　1月20日，五六名农民工找到包岁月，追讨5000元工资。包岁月说发包方的钱没有到位，没有办法。农民工二话没说，就把他推上了一辆面包车。幸好包岁月认识其中一个农民工的老乡，这才化险为夷。经过这一闹，农民工得到了约4000元工资。

　　越接近年关，包岁月越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是撵着发包方求爷爷告奶奶地要钱，就是被农民工撵着跑。当他最难过的时候，包岁月觉得自己一直像大海里的小船，随浪摇摆。

　　他第一次从农村外出打工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革时期。那是一种偷偷摸摸的日子——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不过，包工头和农民工群体已经发芽了。农闲时候，包岁月的父亲便组织村里的劳动力到城里干活，修路、打土方、给单位打扫卫生。少年包岁月跟着父亲在工地和农田之间穿梭。他记得很清楚，每次父亲总能比别人多出半个人的工分——因为他是他们的“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农民冒死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中国农村只有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达到了98%。

　　土地制度改革解放了农民，年轻人开始憧憬城里的花花世界，一些劳动力转向城市务工。在镇里建筑工地打杂活两年之后，堂哥带着他来到了大城市。他想多赚钱———在镇里，他每天只有两元工钱。但父母反对唯一的香火出去闯荡。

　　这时正值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对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管理制度作了实质性变动。

　　包岁月和一帮农民工老乡兴冲冲跑到照相馆照相，花205元办了一个暂住证。他没有感受到两元化户籍制度的松动，但兴奋的是，每天能够拿到的工钱翻了一番。但很快，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了。

　　二

　　他想起了父亲———那种当“头”

　　的感觉。或许是遗传吧，1989年，包岁月揽到了第一个项目，为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安装门窗。小包工头的生涯开始了。7月份他专程回到老家，招了七八个懂木工活的老乡，带到他所在的城市开工。

　　在建筑行业金字塔式的利益链条中，包岁月处在倒数第二层，参考现在的专业术语就是“各班组”。往上是劳务承包队，负责所有班组；然后是建筑单位，最上面是建设单位。在“农村——城市”劳动力市场初始阶段，包岁月充当着农民工摆渡者的角色。

　　当时不需要任何合同和资质，也没有包工头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只要有点关系就能找到活。资金周转宽裕，几乎没有拖欠工钱的现象。每个月15日之前，工长就给包岁月结算上个月的工钱。

　　第一个月包岁月拿到了150元，比农民工多出30元。他非常激动，30元相当于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生活费。

　　这30元钱成为“跟工长的交流费用”———他需要请工长吃饭。

　　最初两年里，只要揽到大活，包岁月就匆匆坐火车回老家，组织人手出来干活。他不相信城里人或者其它地方的打工者。小平南巡之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至少在西北城市，农民工只要到城里，能很快找到工作。

　　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特区之后，民工像潮水一样涌向东南沿海。“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一句撩人心扉的口号。包岁月虽然身在西部，但切身体会也是不需要再回家招人了，有不少老乡找上门来。

　　1993—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都达到了两位数，国家统计公报表明，市场价格涨幅过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建筑业生产经营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农民进城务工人数也在暴涨。包岁月则觉得春节返乡人流似乎一夜之间就增多了数倍：以前当天买票还能得到一张站票，现在必须提前数天买了。

　　劳动力市场开始变得供过于求。包岁月察觉到建筑业慢慢形成了一股恶习，建筑单位拖欠工钱逐渐多了起来，一些有钱的单位赖着不给工钱，有些包工头也开始克扣或者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包岁月没有拖欠过农民工工钱，也厌恶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只有30%左右的人缺少良心。”他说。

　　当时包工头之间的竞争不激烈，但整个行业的信用体系正在崩溃。包岁月如履薄冰地寻找工程。他会私下打听发包方老板的个人信誉如何，然后才选择是否接手。他总结出业内承包规则，一个工程最终能否拿到工钱，关键在发包方老板的个人道德。他觉得这是一项赌运气的事业。

　　曾经有一个工程已经建到一层，包岁月忽然发觉合同有漏洞，他选择了放弃。发包方找来一帮保安要挟他就范，他也拉来两车农民工，在工地上剑拔弩张。后来按照工程量80%结算，但至今还有23000多元没有支付。但包岁月很坦然，他知道继续做下去只有亏得更多。

　　他“摇摇晃晃”地做大了———1994年，包岁月承包了一栋18层楼房的所有工程，成为劳务承包队老板。有学者认为，他实际上起到人力资源管理者和工程承包者的作用。他很小心，只把下面的分包工程给相熟的包工头。他也不想再继续往金字塔顶攀登了，这需要有人际关系，又有经济压力，他认为风险太大。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施行，在保障城市职工劳动权益上起到了显著作用。而对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来说，作用不大。至少对于包岁月，他对这部法律根本不知情。唯一约束他的，只有建筑公司的要求。

　　三

　　当小包工头的日子里，包岁月和农民工同吃同住，没有阶层区别。后来，他慢慢穿上了锃亮的皮鞋，系上领带，抽23元一包的芙蓉王香烟。

　　大概1990年代中期后，包工头群体逐渐分化。一些包工头开始包工包料，寻找挂靠的建设单位；一些则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成立建筑企业，也开始拖欠包工头的工钱。

　　开始有五六个包工头同时找包岁月，他在跑工程过程中也逐渐察觉到竞争在变大。

　　利润也在萎缩。砖混结构的工程劳务费包工头只得约5%利润，框架结构约8%。而包工包料的包工头利润有约15%。楼房装修的比较高，但也从最风光时期的约35%下降到约20%。

　　新世纪的第一个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帷幕。各地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政府部门的建筑工程蜂拥而上。这对“扎根西部”的包岁月来说原本是利好消息，但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逐渐成为拖欠工钱的源头。

　　包岁月开始垫付工程款，完工后在结算单上经常和发包方争执，一笔款项要拖很久才能到位。农民工讨薪讨急了，他只能自己先给农民工一点零花钱，或者从另一个工程中挪用一部分钱救急。他觉得已变成了恶性循环。

　　他自嘲说，别人是过年，包工头是“过难”了。

　　包工头和农民工打架、农民工集体上访的新闻开始铺天盖地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特别到了年末，这成了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最热门的舆论话题。

　　包岁月也开始动粗。他说，一个老板拖欠38000元，在结算单上签字之后这个老板就不见了。后来他找到这个老板，堵在办公室里痛打了一顿，钱也不想要了。

　　1999年，他和另外6名包工头承包了一个批发市场建筑项目，完工后老板只给每人发了两三万元。这笔账拖到2004年，其中一名包工头找到了这个老板，狠狠地砍了他一刀。包岁月说起这事来笑得十分幸灾乐祸。

　　不过，更多时候包岁月是不断跟发包方磨嘴皮，小心翼翼地不要产生矛盾，因为他还要求建筑单位派项目。

　　四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民工熊德明讨薪的消息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当时包岁月正在追讨一个安置楼项目的劳务费，看到新闻后，他先是兴奋，接着心里头不再发慌，知道国家已经在重视农民工讨薪的问题了。

　　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各地制定劳动保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28件。2004年则发布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开展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禁止使用童工等专项检查活动。去年底，我国第一部对劳动合同进行规范的法律草案《劳动合同法草案》已进入立法程序。这预示着关注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时候，他终于知道了法律——劳动法此时已经颁布10年。

　　二元化劳动市场逐渐淡化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会议强调：“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出要“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而令国人瞩目的是，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包岁月开始学法。去年陕西有一名包工头抱着炸药包和欠款的老板同归于尽，一名包工头纵身跳楼自尽，他知道后都摇摇头。他还更理性地想到，这两名包工头死后欠款环节就断了，农民工更加讨不到工钱。

　　现在他喜欢上法院了。安置楼项目还差农民工工钱20多万，在2005年他起诉到法院，目前已经开庭审理4次，正在审计工程费用。

　　包岁月说，其实包工头也希望能够规范劳动力市场，因为包工头也属于被盘剥的阶层。去年8月份，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从2005年7月1日起，拟用3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他已经开始着手筹备成立劳务公司。

　　他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掏出一本蓝皮《建筑劳务分包管理文件汇编》，2003年托省建设厅一个朋友拿到的，不过这本册子至今依然十分崭新，他笑了：“平时看得很少。”但现在他开始仔细研读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