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本刊记者/赵晓秋 特约记者/商业 牛江波

　　随着城市的扩张，张传玲一家由村民变成了市民。

　　这是一个清贫的家庭，家中惟一的电器是一台电视机。能称得上是家具的，只有供几个孩子学习的一张老式写字台、墙根那四把残缺不全的椅子以及厨房里一张有些古老的桌

子。

　　就在这个贫寒之家，父亲张照运为了实现“让下一代成为有文化的人”的誓愿，他和妻子在月收入仅900元的艰苦情况，培养了一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而正上初三的小儿子不仅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还是校学生会主席。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困难的日子眼看就要熬到头了，灾难却突然降临。张照运夫妇最疼爱的孩子，勇勇被医院确诊为骨癌。

　　人们常说“一个大学生可以使你家徒四壁”、“一个病人可以让你倾家荡产”。为了供养孩子们上学，家里已是债台高筑，勇勇的不幸无疑让这个家庭理解了雪上加霜的苦难。

　　孩子是妈妈心中的“刺”

　　“千万别让我妈太伤心了。”玲玲把妈妈带到记者面前时反复叮嘱。但这位刚才还在儿子勇勇面前强颜欢笑的女人，一离开病房就痛哭流涕起来。

　　世人频频说着“痛彻肺腑”的比喻，但其实惟有守在儿女病床前的父母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对于一个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可怜母亲来说，眼泪是她宣泄所有压抑的渠道。

　　3月8日，这个很多母亲在接受儿女祝福的日子，张妈妈寝食难安地赶到了北京。为勇勇牵肠挂肚、日夜守候的张妈妈下火车已经是晚上9点多，但她执意要先到医院看勇勇，仅仅一天未见，但张妈妈对儿子却有了仿佛隔世般的思念！张妈妈很想在医院陪着勇勇，可是医院有规定不能留夜陪护，无奈的她含泪离开医院。

　　暂住女儿玲玲宿舍的张妈妈生怕打扰女儿舍友的生活，很想为她们做些事情。第二天，玲玲的室友一起床就发现地被拖得干干净净，洗漱间被刷得明明晃晃，这都是张妈妈一大早悄悄做的。

　　由于担心留在医院的儿子，张妈妈每天清晨4点醒来，就要坐车去医院，玲玲告诉妈妈这么早没有公车，让妈妈再睡一会，张妈妈也不睡，就是坐在床边，眼巴巴地盼着天亮，“因为天亮就可以坐车来到儿子身边了”。来到医院，张妈妈就寸步不离地守候着勇勇，累了、困了就在儿子的床边趴上一会儿。

　　“今天早上医生对妈妈说弟弟治愈的希望只有10%，妈妈就不停地哭，说别人看病都是越治越好，都是有希望，看得到头，我们却是在苦熬。”玲玲说她感到自责，来北京给弟弟治病并没有给妈妈多大的希望，却让妈妈劳累生病。

　　对于孩子们的懂事，张妈妈感到很心痛：“我现在就是希望得绝症的是我，躺在病床上的是我，而勇勇来照顾我。”她说，如果老天再给她一次机会，她绝不会生这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我心头的刺，今天你来扎一下，明天他来扎一下，操不完心，痛不完的爱”。

　　过年只买三角钱的肉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关键时刻，自己挺不住，那孩子们就更没有信心了。”玲玲的父亲张照运看上去很疲惫，今年51岁的他是一家单位的临时工，月收入700元，妻子是街道临时的环卫工，月收入200元。

　　面对记者，张照运流下了他克制已久的眼泪。怕被即将放学回家的小儿子看见，他还是洗了一把脸。

　　为了让小儿子正常上学，张照运没有和妻子赶赴北京照顾生病的儿子勇勇，而是留在山东日照的家里照顾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儿子。

　　每当小儿子在家吃饭时，张照运就告诉他：“你以后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不能因为你哥哥的病情影响你的学习，你要是不学习，咱们的家庭会变得更糟。等你哥哥病好后，他也不会原谅你。咱们最好的医院也去了，就算你哥的病治不好，你哥也不会怪我们，他向家里打电话首先说的就是要你好好学习，别因为自己，耽误你的前途。”

　　在“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酷爱读书的汉子错过了求学的最好时机，因为没有文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艰难”的经历让张照运发誓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做有文化的人。

　　为了让孩子们读书，他对妻子说：“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要叫孩子上学。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挺过去。日子慢慢地过，钱慢慢地挣。但孩子上学的时间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有一年，因为事情比较多，又盖房又得给孩子交学费，过年的时候,张照运去菜市场割了块三角钱的肉，结果让卖肉的人好一顿羞辱。

　　这个常说“人穷志不短”的汉子说：“要不是看看这些孩子一整年都没吃上肉，真想把肉扔给他。”

　　或许是卖肉的人听别人说了张照运家的情况，下午的时候，他又给张家送来一些从肉上剔下来的骨头，并向他们道歉。这件事以后，张照运再教育玲玲姐几个的时候就说：“不管将来自己过得多么富有，都不要看不起穷人。”

　　别人家的厨房都放着煤气灶和煤球炉，但张家没有。为了给孩子们积攒学费，张照运从来舍不得烧煤球，更别说是煤气。一年四季就靠妻子从外面捡工地上扔的碎木头和扫的干树叶来烧火做饭。

　　在玲玲姐弟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张照运给他们计算好从学校到家里的时间，放学后就让他们赶紧回家，不给他们留在路上玩的时间。

　　所幸的是，孩们都非常争气、懂事，每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在班级名列前茅，二女儿为减轻家里的负担，还主动和姐姐玲玲错开了上学的时间，自己考了中专。工作后几乎每个月的工资都寄到家里给弟弟们上学用。

　　而玲玲上大学后，就立誓不能再向家里要一分钱。刚入学时，别人都是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去报到；而她，独自悄悄地走到“绿色通道”处报到。为了生活，大一的第一个星期她就开始找工作。她利用了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最多的时候，她一周做过7份家教。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大三。此外，每一个寒暑假玲玲都做全职工作，大一暑假她代从初一到初三的英语课，大二时她考取了导游证，兼职导游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经济困难。

　　玲玲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老师和朋友资助了玲玲的读研学费。

　　“好日子”变得遥远

　　“我在家照顾小儿子，但我的心老是惦记着在北京的那娘几个，要是小儿子在家时还好一点，一旦一个人在家时，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晚上睡觉时，睡不着，只有多喝上点酒才能恍恍惚惚地睡一会。”说到这里，坚强的父亲转过头又擦了一把眼泪。

　　“家里如果有好吃的，放在那里，大人不说吃，他们兄妹几个从来不动。过年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他们就看着眼红啊。说实话，我们大人心里也不是滋味。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挣了钱，就可以买新衣服了。”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张照运和妻子还是在孩子面前展现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玲玲姐弟几个从没见过父母抱怨，也没见父母流过眼泪。“当时家里就一块咸菜就着糊糊喝，但大家并没有觉得不开心，还比赛看谁吃得快。”玲玲说她并没有问过父母为何要这么多的孩子，她觉得父母把生命带给她，就是对她最大的宠爱。

　　父母经常对玲玲姐弟几个说“好日子渐渐要看到头了”。的确，如果生命按照人们的预先设定运转的话，明年玲玲就研究生毕业，而勇勇大学也毕业了。二女儿已成家了，还有两个月就要做妈妈了(勇勇生病的消息，家人一直瞒着身怀六甲的二女儿)。到那时候，只有磊磊一个人上学，这日子该多好过。

　　辛苦了半辈子的张照运望着自己的房子说：“以前家里就是砖头盖的房子，后来条件好一点，家里就把红砖头抹上了水泥。又过了几年，二女儿参加工作了，家里又把水泥刷上了白灰。”他常打趣地对孩子们说：“看咱多好，我们是住完红的住灰的，住完灰的住白的，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马上就看到好日子了。”

　　“好日子”是支撑张家全家“活好”的奔头。然而理想和现实总不能完美地结合，勇勇的病让这个家庭快看到的好日子“夭折”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4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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