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走进救助站

　　为何走进救助站

　　这确实是个问题：人事部统计，2006全国高校毕业生413万人；教育部称，只有约六成以上大学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就业。

　　临近毕业，赵亮体会到求职的艰辛。这名颇受老师同学赏识的学生干部，曾顺利拿到

了3份会计资格证书及计算机三级证书。但参加完几场招聘会，在网上投送数十份简历后，他连1份录用通知都没有收到。他周围的许多同学也陷入焦虑之中 ——6月份，全年级130多人中，拿到“OFFER”的不到40人。跑到外地求职的同学说，此类“二本”，名不见经传、还偏居中部，与重点大学相比不具竞争力。

　　毕业一个多月后，赵亮决定南下

　　赵亮投出数份简历后，仍没有得到面试机会。此后厄运接踵而来——他先被调包后遭抢劫，找到一份包吃住、月薪800 块、装灯具的活儿，让他有些安稳感；但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体力又无法承受。而石倩和傅铭，则被“招工单位”骗走了所有财物。

　　本报记者回访发现，赵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到此的大学生全部毕业于普通学校，还包括民办高校及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工人或农村家庭，相对独立、懂事、在大学期间多有兼职经历。

　　这些特征，与东莞大京九人才市场副总经理杨奇眼中的“就业困难族”相符。“他们对未来有憧憬但无规划。”杨奇说。而东莞最缺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与管理人员；对用工单位而言，他们也不想招大学生做工人——“他们心气活，一旦培训好，很可能另觅高枝。”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规定，被救助对象需要满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没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那些工作无着落、身无分文、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畴的大学生，恰恰符合上述4 个条件。

　　自2003年8月东莞救助站成立，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大学生走进来。七八月份尤为集中，因为暑假期间找工作的学生很多。“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平常事。而且，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很普遍。”袁伟华说。

　　本报记者询问了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及杭州救助站，有关人员均表示：他们曾多次救助大学生，其中深圳的比例 “不少于10％”，救助原因主要是求职未果及钱包被偷。但在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几乎没有大学生寻求帮助。北京和上海则未透露相关情况。

　　被改变的和将改变的

　　傅铭回到青岛后，找到了工作。这有些戏剧性——他要建立一家人才市场，帮助就业困难的人。“这和我在东莞的经历直接相关。”他说。

　　但被救助的“阴影”让很多人难以摆脱，比如石倩。回到家后，她每天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只有吃饭和看电视才会出来。“姐姐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弟弟石丘眼里，石倩活泼、开朗，从初中到大学，她一直是个优秀的田径运动员。而她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一直为女儿的遭遇叹息。6月30日进入救助站的程凌——她是华中某学院的毕业生——一直在吃镇定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英教授，或许更能体会这些孩子和家长内心的痛苦。她刚刚完成了一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大学生人生选择的课题。

　　在发放了3200多份问卷、近一年的调研后，李志英发现，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在毕业时更多会“读研”或是“出国深造”，而来源于“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大多坚定地选择了“就业 ”。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份好工作，不仅意味着个人美好的未来，更意味着提高整个家庭的阶层地位。所以，他们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大压力。”李志英说，“但由于学历没优势，缺乏经验，在‘人情社会’中所占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这群孩子最后不得不接受救济，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冲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月14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8447名受访者中，34.7％的人表示“后悔上大学” 。其中39.2％的人把原因归结为“还是找不到工作”。但当问及赵亮是否后悔上大学时，赵亮反问道：“如果不上大学，能干吗呢？”

　　8月21日，本报记者在东莞救助站遇到了北京某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专程从深圳赶来此处招工的，有关报道吸引了他们。“能来到这里的孩子，是能吃苦的，将来在工作中也是。”其中一位人士说，“我们相信他们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

　　或许，大学生走进救助站，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前兆。

　　(李丹婷、丘雪莹、王晓莹对本文有贡献)

　　(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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