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大写在亚非人民心中

　　1976年以来，我省共派出援外医疗队42批，500多人次执行援外医疗任务，为200多万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实习生闫新宇本报记者石小宏30年时光飞逝，岁月变迁。风雨三十载，未曾改变的是我省援外医疗队白衣天使在亚非大陆播撒的爱心和友谊。

　　援外医务人员被誉为“和平与友谊的使者”，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他们把“China”大写在各国人民的心里。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桩桩鲜为人知的故事，感人至深。

　　今年初秋时分，我省第42批援外医疗队队员们圆满完成出国前的半年培训，于9月13日奔赴莫桑比克。据了解，这是今年我省派遣的第四支援外医疗队。

　　援外医疗队42批

　　1976年的4月15日，我省组成一支涉及内、外、妇、骨等主要科室的29人医疗队跨出国门，奔赴莫桑比克，这也是我省第一次派出援外医疗队。

　　此后，作为国内主要向非洲葡萄牙语系国家派出援外医疗队的省份，我省共派出医疗队42批、500多人次执行援外医疗任务，为200多万人次提供了医疗服务。可以说，数十年来援外的医疗工作者，他们在异域他乡代表着中国，向受援国伸出了援助友爱之手。

　　到目前为止，我省已向瓦鲁阿图、阿联酋、东帝汶和莫桑比克、圣多美、佛得角、几内亚比绍等国家执行对外援助。

　　东帝汶的惊心动魄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刘顺忠教授刚刚回国，提起在东帝汶援外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情景，他依然心有余悸。“所有的空地上、医院办公室和走廊，只要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难民”。

　　2006年4月底，东帝汶发生骚乱。各国侨民和驻东帝汶的外国机构纷纷撤离，已两年多没回家的中国援东帝汶医疗队也准备奉命撤离。但东帝汶政府一再要求，希望医疗队暂不撤离，与当地人民一起共渡危局。考虑到动乱中的东帝汶人急需医疗救助，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我医疗队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

　　“起初，我们把机关枪的连发声当成了鞭炮声，”刘顺忠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随着催泪瓦斯的浓烟飘过来，大家不停呛咳流眼泪，才知道打起来了。医疗队驻地到政府大楼仅两三百米远，尽管险象环生，但队员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东帝汶处于热带地区，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结核、高血压、疟疾和泌尿结石等疾病多发。这里医疗设备简陋，没有腹腔镜等一些现代医疗设备，刘教授就用照片来观测病情。

　　有一次，一个腹腔一直泄尿的病人前来就诊，刘教授一看急呼：“怎么现在才送来？”随后立即开始诊断。原来，这个病人是在剖腹产手术中输尿管无意被切断，虽然通过荷兰外科医生手术缝合，腹腔却依然漏尿。万般无奈下，她找到刘教授，刘教授决定公开做这个手术，并邀请一些当地同行前来参观，演示了中国医生高超的专业技能。手术结束后，病人连连称道：“其他医生都没治好的病，中国医生治好了，中国医生真了不起。”

　　东帝汶经济条件落后，许多食物都需从国外进口，为了节约开支，医疗队员们就在居住地附近自己栽种蔬菜，可即便这样，医疗队也常年吃不上新鲜蔬菜。在和家人通话时，大家总是能瞒就瞒。

　　在东帝汶，让医疗队担忧的还有各种传染病，在这里，由蚊虫传播的登革热、疟疾病盛行。他们只能一回家就关紧门窗，反复在暴露在外的皮肤上涂抹防蚊水，定期吃药防止疾病蔓延，但即便这样，还是有两个队员感染了登革热。

　　恶劣的环境下，队员们依然履行着自己的使命。两年间，医疗队除妇产科外的门诊总人数达62754人次，抢救危重病人673人次，为病人手术2248台次。

　　这支医疗队在东帝汶行医两年半，在当地老百姓和政府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地人向队员赠送亲手编织的围巾，上面用葡萄牙语编织着：“送中国医疗队专家，为我的疾病减轻痛苦，表示感谢”。在那场战乱里，许多暴动分子看到挂有中国旗的医疗队车都会放行通过，不为难阻挠。

　　佛得角中医显身手

　　2000年8月，成都市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专家冉崇兰，带领八位队员组成第九批医疗队，飞抵佛得角本岛圣地亚哥岛的首都普拉亚中心医院。

　　佛得角是西非岛国，长年干旱，淡水奇缺，缺医少药，自然环境和医疗条件都差，但较之其他西非国家幸运的是，这里几乎没有非洲大陆常见的虐疾及艾滋病泛滥。

　　一进普拉亚中心医院，八名中国医生惊呆了:病房人满为患，由于卫生条件极差，臭气熏天。没有专门厨师，医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还得自己煮饭。加上常年高温干旱、自然资源贫瘠、经常断电，生活艰难可想而知，猪肉无处可买，一公斤牛肉售价高达60元人民币。

　　但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关，这里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民间语言是克里奥语，很多队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晚上到大使馆自费学习当地土著语言。工作之余，更是举队上下齐学。语言不通时，冉医生就把手术过程画下来，装订成手术集，再翻译成葡文和中文，图文并茂和各国医生一起交流。

　　祖国传统医学在这种医疗药械条件极差、语言不通的环境下得以妙用，“望闻问切”、“叩听灸”，中西医结合治疗，比之习惯于依赖现代化设备器械查症诊疗的外国医生，中国医生医术得以创造性的发挥。

　　冉崇兰亲手诊治的一个宫外孕腹腔内出血病患，让其他国家的医生大开眼界，感叹不已。那个宫外孕患者，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并耽误了诊治时间，出血不止，她看后凭借经验判断患者属于腹腔内出血，要求必须马上送手术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另一国医生却坚持先打B超才能进手术室。在冉崇兰坚持下，病人被迅速推进了手术室，果然，手术显示病症和她预诊完全一样，手术成功后，外国医生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最让冉崇兰记忆深刻的还是一次跨领域胸外科手术。那是一个深夜，突然送来一位胸腔出血的患者，让医院来不及调换医生过来，眼看患者在死亡之线徘徊，冉崇兰又一次果断做出决定：她和张力医生一起做这个不属于自己领域的手术。当手术成功后，整个医院都沸腾了。

　　“做为一个母亲和女人，对家庭和儿子是有亏欠的，”冉崇兰说，但援外经历确实是她人生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遭遇艾滋病威胁

　　莫桑比克是艾滋病高发区。1976年，我省第一批援助非洲的医疗队队员越过艰难险阻辗转来到这

　　里；2002年，第14批继任者来到这块非洲大地时，他们面临最大的困难依然是：艾滋病泛滥，各种传染病盛行。

　　“手术时，我们必须戴上面罩或者防护镜，手套必须戴两层，衣服上还要罩上围裙，以防止病人的血液渗到自己的皮肤上，如果那里正好有一个伤口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专家周维良告诉记者。非洲的艾滋病患者正继续快速增加，总数已接近3000万，而莫桑比克恰恰是这种可怕趋势的缩影：这个国家仅在2002到2003年的一年间，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就从12.2％增加到14.6％，并使这个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降低到了37.7岁。

　　“我们医疗队有4个医生在手术过程中被刺破手，被刺破手的医生就可能被感染上艾滋病或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周维良说，他自己就有过这样一次危险经历。一次手术中，当手术进行到最后的缝扎阶段时，周维良刚刚把手抬起准备接过助手递来的针时，正好碰上了助手手里的针头。“当时马上就把手套脱了，清水冲洗，肥皂水洗，清洗过后把针刺破部位的血往外面挤，大概挤了10多滴血出来，然后用碘酒涂抹。”

　　“我在4个小时之内就服上了药。”周维良所说的药叫做齐多夫定。据说，在感染后及早服用此药可以抑制病毒，然而，服用药物同时会伴随强烈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胃疼、食欲明显下降，周维良和另一个大夫服用了齐多夫定之后，体重竟然下降了10多斤。“我们从小就知道有个白求恩，他就是刺破手，最后得败血症死了。但作为一个医生，你见了艾滋病患者不可能不治。”周维良平静地说。

　　明年派遣医疗队到安哥拉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提升，对外援助已不再是一桩“美差”。省卫生厅对外交流中心负责人说，我省援外医生大多是卓有建树的青壮年医疗专家，上有老，下有小，面对子女入学、父母生病、夫妻渴念和环境困扰，支撑他们的便是奉献敬业精神。

　　许多援外队员告诉记者，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服务，尽管气候炎热、缺水少电、疾病流行、药械缺乏、交通和通讯不便、甚至时有骚乱和战乱发生，但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后悔，原因很简单，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国际卫生“扶贫”事业，援外不仅是祖国赋予的重要使命，也是个人人生中的一次终身受益的体验。

　　记者结束采访时得知，我省将于明年派遣医疗队到安哥拉进行援助，援非国家达到5个。

　　我省援外医疗队的大事记

　　1976年4月首次向莫桑比克派遣援外医疗队

　　1981年1月首次向阿联酋派遣援外医疗队

　　1988年2月首次向佛得角派遣援外医疗队

　　2002年8月首次向几内亚比绍派遣援外医疗队

　　2003年3月首次向瓦鲁阿图派遣援外医疗队

　　2004年1月首次向东帝汶派遣援外医疗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