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提案的背景

　　本刊记者/孙欣

　　有的贫困家庭把多余的孩子卖掉，有些人为了生二胎绞尽脑汁。生育政策如何面对种种难题？

　　两会结束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 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方针。

　　老委员的观点

　　叶廷芳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他说自己之所以牵头提出这个提案，最初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认知本能，生育政策一提出只 能生一个，他就感觉不对劲。“生孩子是人类的繁殖本能，怎么能用政策来强制呢？”他说，生物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的 ，现在你人为地叫它从多到少，那就是反自然，反自然的行为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他接着从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性别比例、经济学等六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他说，兄弟姐妹一起游玩欢天喜地，这是自然。一个孩子孤独地长大，儿童的天性会受到压抑，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 康。而且也失去了叔叔、舅舅、姨母等层次的亲戚，这是人伦的缺失，会导致人性的变异。面对一个孩子，家长也容易产生溺 爱，现在大、中学教师对学生的普遍看法是自私、脆弱。“我们一不要城市孩子，二不要独生子女。”前不久，在河南省首届 水电行业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中国水利水电某工程局提出的招聘条件让一些毕业生目瞪口呆。无独有偶，在中国西北的兰州 市，中铁某局一口气签走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16名学生，但是却退回了3名城市独生子女学生的简历。所以叶廷芳委员特 别指出，独生子女造成的精神素质的下降是他最忧虑的问题。此外，他认为，独生子女造成的“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也不 合理。将来的一对小夫妻除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之外，还要负担5个人的生活，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难……”的国情，显 然负荷过重。而且这样的结构也使得中青年比例日渐减少。根据专家计算，2012到2022年，18岁到50岁的青壮年 人口将减少1亿。发达国家经过100年才形成的“老龄化社会”，我国只用了20年。预计到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老 人将达4亿，比现在欧洲的总人口还多。相对我国目前还不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老年人的生活令人担忧。

　　他说自己对经济并不在行，可是他认为我国经济能有长足发展，说明人口多并没有成为建设的障碍，我国的GDP之 所以能迅速跃上世界前列，靠的就是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他以自己的家乡浙江为例，说浙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省 份，但是浙江的经济在全国首屈一指。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一旦下滑，扭转起来不容易，许多欧洲国家已经是这样，想了 很多办法人口还是下滑。

　　他希望国家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政策，恢复原先“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方针。

　　官方坚持国策不动摇

　　该提案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当天该条新闻后就跟了几千条网友的议论。有些媒体甚至开设专栏，给读 者提供发言的平台。

　　网友小赵说：“说实话，想生二胎的无非是想给自己家孩子添个伴，老来有所依靠等等，都是为自己小家罢了。”网 友“num”说：“我是80后的独生子女,我深受其苦。”网友“小狼吖猫”说:“支持！再有三四十年，60%以上都是 60岁以上的老人，那时年轻人的压力可想而知了。”

　　也有人反对，网友“anny”说：“俺在想，要是中国人少一半的话，如果人口只是开国时四万万同胞的两倍的话 ，俺估计也有可能住上那种野鸡、野兔都在自己视野范围内的房子了！”

　　从1982年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中国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急剧减缓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现在人口增长率 仅为50年前的三分之一，少生了1.3亿人口。

　　1984年4月发布的7号文件是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的又一个里程碑。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的表述方式。“现行生育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一胎生育一个 女孩的农民允许生第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2～4个孩子。但面对人口高居不下的压力，政府始终没有任何放开独生子女政策 的意思。去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曾经就此对媒体表示，“即使现在允许每家多生一个孩子，对缓解人口老龄 化高峰压力的效果也不大。我国不能够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针对29名委员的提案，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关键是看其偏向利还是弊。“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国家是一项涉及长远利益的政策，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和措施来改善其所谓的‘负面的影响’，但政策是不能 动摇的。”

　　叶廷芳则认为，只顾追求“硬指标”，而不计“软代价”，必将造成中华民族长远的精神生态的破坏。“其实这种破 坏现在就已经够明显了！这是我作为人文学者最最担忧的问题，因为精神生态的破坏比起自然生态的破坏纠正起来要难得多！ 要知道，自然的报复是不好对付的。你可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但厄而尼诺你对付得了吗？”他表情显得沉重起来。“我并 不是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我只是说，政策不能订得太极端，不能过于跟自然较劲，这样会后悔莫及的……这算是我任十年委员 期间的最后一个提案。”已经连任两届委员的叶廷芳说。他估计有关部门大约会在三四个月后给予答复，尽管知道改变起来很 难，但他仍期待着。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4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