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民企走进新慈善时代

　　本刊记者/吕娟综合报道

　　血浓于水的慈善

　　个人捐款1亿元人民币，唐山地震孤儿，民营钢铁企业老总。

　　四川汶川地震后，一个行事低调的民营企业家的名字连同他的巨额捐助行为、特殊的成长背景一夜之间为世人所知悉 ，而在此之前，张祥青和他的财富故事几乎无从挤入名目繁多的各种富豪排行榜，他和旗下的荣程钢铁最显著的一个成绩，是 2006年胡润百富榜的第34名。

　　自汶川地震发生至5月18日上午，出生在唐山、现为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祥青与夫人张荣华 一起，连续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助2000万元人民币，截至当时，是全国民间个人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中数额最大的一笔。而 5月18日晚，在由中央电视台承办的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现场，张祥青又宣布追加捐款7000万元。至此 ，夫妇二人已累计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出1亿元,创下了当时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捐助金额的新高。

　　晚会现场,张祥青透露了他慷慨解囊的一个特殊情结——32年前的唐山地震，让当时年仅8岁的张祥青失去了父母 和一个哥哥。

　　而在今年年初我国南方遭受雨雪冰冻灾害时，张祥青亦以个人名义向灾区捐赠了300万元，截至当时，他已在赈灾 、扶老、助残、助学等方面累积捐献慈善款物达3850多万元。

　　“捐赠本身有一个基本而简单的规律，就是血浓于水，越跟灾区联系紧密的人和企业，参与捐赠和灾区重建的力度和 决心也越大。”2008年5月23日，当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葛道顺就中国民营企业慈善的问题 再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难掩激动。

　　葛道顺已经研究企业慈善问题10余年，2007年，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盛嚣媒体的“99%的中国企 业冷对慈善、为富不仁”实属冤案，事实上，中国民企是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主力军，但显然，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令中国的民 企缺乏为自己平反的动力与热情。

　　但2008年5月12日以后，一切明显改变。

　　“2007年，来自国内所有的民间捐赠金额是223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一次(汶川地震)短短的一两个星期，民 间捐赠就已经超过200亿元，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累加，这再次清晰地向我们证实一个根本问题：最能体现慈善捐赠效力的便 是应对突发性灾难，这也是对民间慈善的一个基本需求。平时很多企业可能对捐赠不一定有热心，但没有热心不一定说明他的 公益心就小，因为他作为企业会判断哪些不应属于慈善捐赠的范畴，但现在，民企清晰地意识到，这是真正发挥捐赠力量的时 候，而从历史和数额的角度看，救灾一直是中国民间捐赠的出发力量和重点。”

　　葛道顺指出，相较于之前民企对参与慈善的缄口不言，此次“怕露富”的心理也有了明显改变。“2004年、20 05年先后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与基金会的会计管理办法从慈善事业的合法性和会计记录上都对民间的捐赠起到了保护的作 用，企业捐赠更加光明正大了，而这次从整个应急反应上来看，政府的信息透明度非常高，国家民政部每天都详细地公布它接 受捐赠的账号和每笔捐赠的详细记录，也相应增加了基金会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让大家第一时间知道灾情的严重和救灾的需 求，并且保证了接收捐助单位的公信力，对民间捐赠的激励作用非常大。”

　　隐形的标杆

　　民营企业捐多少钱合适？随着政府公布的灾情的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似乎成了民间热议的焦点。

　　自地震发生当日捐款200万元以来，万科集团就陷入到全国网友的炮轰中。而王石本人，更是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谩 骂。作为房地产业的龙头企业，万科此次之所以被人炮轰，自然源自于其捐款的数目。震后，国内不少企业纷纷解囊，总部位 于台湾的台塑集团慨然捐出1亿元人民币救灾，香港的邵逸夫及家族企业认捐1亿元港币，以香港为基地的大型专业饮料生产 及销售企业加多宝集团捐款1亿元，甚至国内较多排名在万科之后的房地产企业也慷慨解囊1000万元以上。相较之下，万 科的200万元似乎显得有些抠门。在一项就此展开的网络调查中，76%的网友认为，捐款1000万元以上才符合万科的 企业形象。

　　随后，王石在其博客上就此的解释似乎为自己惹来了更多争议。王石认为，“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 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5月20日，不知是否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万科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在净支出额度人民币1亿元以内，在未来3 ～5年内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该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包括微利项目) 的开发。

　　捐多少？怎么捐？这是摆在中国民企慈善面前的问题。葛道顺认为，地震灾害来临，在国民爱国情绪高涨的目前，企 业之间、企业家之间很容易被民众排队对比，从而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从国际经验看，此次灾难至少要有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才能使灾区基本恢复到灾前的水平，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灾情刚发生的初始阶段，有很多企业家不一定对灾情的严重性和灾区的需求有很全面的认识，从而采 取尝试性的参与，我觉得都是符合企业家的理性的，随着对灾情了解的加深，灾区的信息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来也需要一个 比较长期的时间，有些更理性的企业也许会等到灾情的全面评估、灾区重建的整体方案出台后才可能真正大规模的捐赠，这只 能说明企业家慈善捐助的模式不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企业初期的参与表现而对企业施加压力，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相信中 国民企对慈善一直是有高度责任感的。”

　　葛道顺同时指出，在突发性、大规模灾难来临之后，慈善捐助的方式是多元的，“对有的企业来说，现金捐赠不一定 是它最好的捐赠方式。比如万科，它可能不是以现金捐赠为主，它会到灾区参加纯粹公益性的重建，这更符合它的特长，而这 种效果可能比捐钱更好。”

　　从出钱到出力

　　5月16日，业内人士在博客上披露，TOM集团执行董事王雷雷、奇虎董事长周鸿已经先后悄然奔赴灾区救援。

　　王雷雷是在地震后第二天带着十几人奔赴灾区的，临行前，他对公司员工说：“去四川救灾，对于我，革命后代，是 义无反顾的使命和责任。对于你们，是全凭自愿的志愿精神而获得回报国家的机会。”

　　14日，王雷雷和自己带的小分队赴都江堰救援抢险，在整个救援过程中，王雷雷的团队共挖出7位遇难者。16日 ，当救援队在汉旺镇的一处民居处搜救的时候，因为对被埋者的具体位置不是特别肯定，救援队挖掘了相当长时间，天越来越 黑，还是没有见到人影，有人提出，有必要挖下去吗？王雷雷说：“还是尽力挖到底吧。挖到活人是挽救生命，挖到死人是尊 重生命，他们不应该被埋在那里。”

　　5月14日晚上，奇虎董事长周鸿接到了王雷雷打来的电话：“你能不能带一些人过来？”

　　周鸿立刻明白了，在捐了钱之后，自己仍然怅然若失的原因是什么。

　　与周鸿15日一起到达成都的，还有13个队员，包括康盛世纪CEO戴志康，以及周鸿“挑”的1个前侦察兵，5 个前特种兵退役队员，除了自备的救援物品、给养之外，还有捐献给灾区的药品、帐篷等物资。

　　5月16日，一位50来岁的老人找到王雷雷、周鸿他们求助，帮忙救援自己被埋在废墟之中的妻子。救援队借来了 吊车，30多个人开始了8个多小时的挖掘，一直到晚上11点。最后，在深夜，救援队把老人妻子的遗体用棉被裹好，抬出 废墟。

　　“后来我们回到北京的那段时间，还总爱胡思乱想，想当时在那么大片的废墟中，也许还能救出一些活的幸存者。但 在与此同时，我们在成都看到了5万名的民间志愿者，我们也在想，未来也许还可以更好地把志愿者组织起来，还可能为灾区 重建做更多的事情。”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也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的，与他同行的，还有120名专业 机械操控人员、60台大型机械设备。

　　在灾区连续工作100个小时后，陈光标和他的救援队伍从废墟中挖出了243个人，其中只有5人生还。

　　德阳、绵阳、北川……一路上，陈光标和他的救援队边走边开路，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开进重灾区的大型机械队，他 们走过打通的道路成了后来救援人员和车辆的重要通道。

　　“一两千万元在灾难面前什么也不值，但是如果能换来时间，能换来设备，能救出人命，就值！”陈光标说，考验民 营企业家的时候到了。

　　“在捐款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家已经行动起来，选择这种让国民热血沸腾的方式出现在抗灾现场，成为除政府、N GO之外的第三种救援力量，这是历来的慈善举措中所不曾集中出现的。”

　　葛道顺指出，企业家亲身参与抗灾与灾区重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志愿者服务的进程，“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光有钱和物是办不了事的，灾区的人民更需要有充足的服务力量来提高善款的效力。”

　　而这一切无疑意味着，中国民企慈善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6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