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行人走路骑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他的名字将可能出现在所在单位的内部通报材料上，其奖金发放、先进评比也可能受到影响。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酝酿这项政策，初步设想是，由路面执勤民警对行人路口闯红灯、越线、不走人行横道线等交通违法行为予以记录，反馈至学校、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由这些单位依据内部规章制度，对职员进行教育、考核。
南京警方的设计，很像一个连环套：行人不听话，总是违规乱穿马路，就得交给“家长”管理。“家长”是谁？是拥有行人工作岗位、奖金发放考核权的单位，由单位出面，对违规行人进行奖金扣除和通报批评的双重惩戒，行人羞愧之余，心疼钱包之余，以后肯定会听话许多。最终，交管部门省却了大量执法成本，单位执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曾经的违规行人也成了遵纪守法的优良公民，似乎一举多得。
这个存在于执法者脑海中的多赢政策，如果真的付诸实践，却会是一个多输的失败试验。
《道路交通安全法》诚然有“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条文，但“交通法”只约定了单位对于员工进行事前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知识普及，南京警方将其扩展为事后的惩罚机制，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即使警方需要行人所在单位的协力合作，希望其成为责任法庭的“陪审团”，也只能基于双方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单位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我可以对交通违规员工进行批评教育，也可以默不作声。
作为法治社会中的组织形态，相信明智的单位领导会选择后一条。法治的精髓在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单位正在逐渐剥离计划经济时代集纳的越权和滥权，政府也通过立法和修法来解除不必要的民权束缚。“结婚不再需要单位证明”就传递着再鲜明不过的信息：凡是属于私权领域的，公权不可越雷池一步；凡是法律所定，公权对私权的规范职责限于某个执法或公共组织，其他执法或公共组织就必须回避。
显然，在由南京警方主导的“闯红灯请单位”中，行人所在单位被不情愿地推向前台。谁都清楚：单位在这根管理链条中不过是执法成本转移的对象，警方与违规行人的冲突转化为单位与员工的矛盾，单位担负起工作职责之外的员工行为约束，既缺乏足够的权力赋予，又增添了沉重的责任追加。
在一个民众由“单位人”转型为“社会人”的时代，南京警方试图重新把个人行为与单位约束捆绑在一起，是将松散的个人自主行为重新规约到单位的“套子”中，通过严密的“社会管制合作”外控民众的举动。本来从属于简单的行政执法处理，被扩散成了所有利益相关和非相关者的集体讨伐。
法律专家已经点出了“闯红灯请单位”的荒谬性：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警察没有权力干涉单位内部奖金发放等问题，而且单位如何发放奖金要根据劳动合同的规定，不能随意为之。“闯红灯请单位”从行人违规变成了执法者和盲从罚款行为的单位双重违法，到时该谁追究谁的违法行为？
作者：
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