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巨贪的“女人价值论”与性贿赂危害

　　作者：姜伟

　　被称为“三湘女巨贪”的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蒋艳萍曾经说过：“在男权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种荒谬的 “女人价值论”，虽然下流和无耻，但却令人深思和忧心，那就是甚嚣尘上的 “性贿赂”现象，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毒害，绝不能低估。

　　“性贿赂”目前还不是法律上的定义，但它确实是危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性贿赂”一般是指不法分子以女色及雇用妓女向国家工作人员出卖色相，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它与男女生活作风问题和卖淫嫖娼违法行为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其具有以色换权，谋取私利的相对稳定的目的性，以党政官员和重要部门人员为猎取和进攻对象的指向性，以无本价值获取有偿回报为最终追求结果的明确利益性，以色 “寻租”的 实质性。据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有95％的人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蒋艳萍不仅是“女人价值论”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尝试这一荒谬论调的 “高明女人”。蒋艳萍22岁刚结婚时就成了她一个顶头上司的“二奶”，她就此平步青云， 30多岁就坐到了副厅级的位置上，终因贪污巨额公款受到法律严惩。其实，诸如此类的并非蒋艳萍一人。如，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副市长王宝森、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庭等腐败高官身后，就有郭晓红、李平、和平、赵丽红、徐福英等这种灵魂肮脏的女人。她们一方面在满足这些腐败分子性欲的同时，一方面也在借助他们手中的权力疯狂的聚敛钱财。其中赵丽红尤为典型，昔日她仅凭色相撂倒过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而今她又用姿色摆平了中国银行总行原副总行长赵安歌，使赵安歌成为金融界的巨贪。赵安歌案发后，赵丽红将从其身上获取的巨额赃款转移出境，潜逃国外。事实证明，官员手中的权力一旦与色情结合，就会陷入违法乱纪的泥沼中，难以自拔，越陷越深，成为其毁灭的“催化剂”。

　　“性贿赂”给党和政府政治生活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其诱惑力、腐蚀力、破坏力是其它任何形式的行贿手段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相当一些贪官热衷于“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有时候用金钱等对其攻关不一定奏效，但是在“色弹”的攻击面前他们就会缴械投降。可见，“性贿赂”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党政秩序，还将行政关系腐化；不仅破坏了商品经济市场的公平性，还将国家的物质财富化为己有；不仅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还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任其发展，就会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破坏

　　“性贿赂”当前还有滋生、发展、蔓延的条件和空间。这里既有把拥有“三妻四妾”视为“荣耀”的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也有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等观念作祟；既有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负面影响，也有对公权监督不力和法制不健全的因素。如，一些贪官与一些倾心的女人苟合在一起，在淫欲这条无形的绳索下，就会建立起权色买卖和相互利用的关系；一些不法分子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追求奢侈、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不惜以肉体和廉耻为代价，主动投怀送抱傍“官员”，以寻找“靠山”，进而谋取私利。目前，由于“性贿赂”还没有入罪，所以那些利用贪官手中权力呼风唤雨的女人们，除因其他罪名受到法律追究外，还没有因“性贿赂”受到惩处，这也是“性贿赂”难以根绝的主要原因之一 。

　　要遏制“性贿赂”现象，除了在道德层面上加强荣辱、美丑、善恶等思想伦理教育外，最根本的还得靠法治。对惩治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目前法纪相对健全。但是对惩处 “性贿赂”暂时还无法可依，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国家立法机关，要尽快建立、出台相关的法律，使惩处 “性贿赂”有法律依据，让不法分子付出相应的法律“成本”，使其有所畏，有所惧，有所敛，不敢为，维护党、政府和社会的廉洁性、公正性。